三
    《大宪章》中的有关条款认同了英国商业社会的存在，并对商人、城市、商业进行了法律框定。这对13世纪以后的英国商业社会的发展及英国社会的整体走向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大宪章》对英国初始商业社会的认同，对城市自由权和关税免除权的框定，对商人的人身财产的保障，无疑对英国商业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大宪章》所框定的对商业社会的条款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对英国在13世纪以后的通行税与欧洲大陆国家的通行税作了比较[4]（P.138）：
    英格兰也许是北部欧洲通商中交纳少量通行税的最大地区，……在后来的年代，被征收来的通行税是为了用来支付筑路或维修路况或桥梁的费用。作为惯例，国王的政府很少被授权去征收通行税，除非为了补贴道路维修费用。……这些税收与中世纪的德国和法国的相比要少得多，在法国和德国的最好的年代里，主要的商路没有完全免税的。甚至在13世纪，从佛兰德斯到法国的国际商路上设有无数个收费站。……到了14世纪未，沿卢瓦河（Loir）一共有130个收费站。
    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给商人们提供的条件是优于欧洲大陆国家的。
    其次，英国社会的商业实力迅速增长，在国家财富中的比例在逐年增高[1]（P.317）。
    例如，1374到1375年间，英国国家财政的总收入是112000镑，其中只有22000镑来自传统的王室领地收入，82000镑来自直接和间接的税收和借款。在亨利六世统治的前期，仅关税每年平均就超过了30000镑，而此时每年的总税收为57000镑。简而言之，税收已经成为了国家必不可少的收入了。
    再次，国家政策偏重商业社会的发展[11]（P.309-311）。
    事实上，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想方设法把分散的领地连接成一个统一的贸易区。……新税种的征收许可权成了国王的权力，只是为了一些短期行为或特定的目的才偶尔征收，非法的强制征税很快被制止了，肆无忌惮的征税则在1275年被明文禁止。……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刺激商品流通的其它措施。英国国王尽力对道路、桥梁的维修进行一定的监管，并保持水路可以自由通航。英国统治者毫不吝啬地出售建立集市和市场的许可证。……英国国王不仅给特定城市的个人和商人，而且给各国商人发给安全通行证。
    以上一系列的政府措施无疑是继承了《大宪章》的保护商业、商人的法律精神，并把《大宪章》的条款具体化，从而促进了英国商业社会的发展。
    （二）在法律保护下的英国商业社会发展迅速，为近代早期英国新型社会建立构筑了政治经济平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就近代早期的英国绝对君主制下的各阶级的地位作了如下阐述：“那时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市民等级保持平衡[12]（第172页）。对此，我们理解为，英国绝对君主制的统治基础是两大阶级，即：贵族阶级和市民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作用是不同的。佩里·安德森认为：“在整个近代初期，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与中世纪并无二致：仍是封建贵族。”[13]（第5页）笔者认为，在近代早期的英国，贵族确实在政治上还占主导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进程并非如此简单，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社会在英国近代早期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至少在经济上开始从农耕经济中剥离出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带动了农耕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如，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推动了英国农村土地作物的商业化转变。许多封建主，包括神职的和世俗的封建主，都开始在自己的领地上放牧羊群，甚至“国王本人也在王室领地上大量放牧羊群”[14]（第85页）。这样，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由贵族阶级构建起政治平台，由商人阶级构建起经济平台，英国国家政权把这两大平台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平台。在新的社会平台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纵向的、横向的流动经常发生[15]（P.18-38）。由此，英国近代早期形成了“混合型”社会。归根到底，富有特色的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与13世纪《大宪章》对商业、商人的认同和法律框定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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