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以其“临川四梦”名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流的戏剧家；又以其新鲜活泼的思想观点及对“至情”的提倡、歌颂，对弊政的积极改革，而成为站在晚明那个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封建社会的一个积极改良者。
    过去学术界对汤显祖的研究，多半侧重于其文学（特别是戏曲）成就，许多研究文章又往往夸大了汤氏对“情”的提倡及对“理”的批评，而很少注意汤氏对“理”的肯定及对情理协调的提倡与维护。为此，我们曾在几篇文章中，分别从汤氏哲学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社会改良理想的形成与幻灭，及晚年思想的转变对后“二梦”创作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旨在说明汤显祖并不笼统地反对“理”，只是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道德中过分违反人情的东西。而且他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秩序，只是反对封建暴政、苛政、弊政。他其实主张遂情存理，认为情与理是应该而且可以和合协调、互倚互补的，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法治与教化并举、封建秩序协调而稳定的社会，而情理兼顾、存理遂欲的人性伦理观念正是他的社会改良主张的理论基础。（注：杨忠：《汤显祖心目中的情与理--汤氏“以情抗理”说辨证》，《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3期；杨忠、 张贤蓉：《汤显祖晚年思想及“二梦”创作刍议》，《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杨忠、张贤蓉：《试论汤显祖哲学伦理思想的内在矛盾》，《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杨忠、 张贤蓉：《简论汤显祖的社会改良理想》，《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近年来，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汤显祖在他的政治改良实践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并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与文献的搜集整理，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而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史学成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情理协调的人性伦理观念及社会改良理想。因此，对这一论题加以研究，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和评价汤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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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显祖的历史观同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密切相关，他力图从社会现实出发来探究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也注重以史为鉴来评议现实社会，力求寻找改良的药方。因此，汤显祖的历史观同他的社会改良主张实在是相为表里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下列两点。
    1.对时代的认识 汤显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如何认识的呢？他将封建社会分为“治世”、“中世”、“乱世”三种形态，说：“乱世思才，治世思德。惟中世无所思。然吾辈不能不为世思也。”[1] （《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八《答丁右武》，下引汤氏诗文仅注卷次、篇名）又说：“世实需才，而未必能需才。才与世所以长左，而叹世怜才者相望于今昔也。”[1] （卷四十八《寄林丹山》）可见他认为自己处于“思才”、“需才”的乱世。这种认识当然是逐步形成的。青壮年时期，刚踏上仕途时，他阅历尚浅而又豪气干云，对于治国从政，都抱着简易而乐观的态度。他在37岁时写的一首诗中说：“历落在世事，慷慨赴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1] （卷八《三十七》）自负而又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此前在《答余中宇先生》书中也说：“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观察言色，发药良中。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1] （卷四十四）以“变化天下”的医国手自居，对自己的药方深信不疑。但他此时并无治国的具体方略，对国事的艰难、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疾苦也缺乏具体深切的认识与体验。此后，他仕途坎坷，随着阅历渐深，民瘼渐悉，心气渐平，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认识也日渐深刻，对于国事便由乐观转为忧虑。因此他无情地揭露弊政，主张改良吏治，整顿朝纲，选贤用才，打击兼并，发展农桑。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需要“急法而治”的霸才。他曾说：
    “佐王之才常宽，而取伯之才常急。……盖昔桀纣之法胥亡，而亳镐之法常在。伊菜旦奭之辅，固得以从容而铺德义，敖翔而登太平。及其时，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风俗已成，如是而诛之，如是而赏之，俯仰之间，益可以休然而无事矣。幽平之后，先王《雅》《颂》之制，衰废无存。诸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势不得不急法而治。时则伯才兴焉。齐管仲、楚吴起、秦卫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画一于经略会计之意。而急持之，归于富强其国。……如晋文公之伯晋，子产之存郑，皆是也。[1] （卷三十《滕侯赵仲一实政录序》）”
    将处于乱世而变法的管仲、吴起、商鞅等“富强其国”的历史功绩与处于“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风俗已成”的治世的贤相伊尹、周公等“铺德义”、“登太平”的历史功绩相提并论，正是有感于乱世需要法治，社会改良需要霸才。因此，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认识，正是他呼唤改革并在从政中努力加以实践的认识基础。
    2.对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认识 汤显祖十分注意探究社会治乱的历史变化规律，并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这方面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中，但他于逝世前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写的《沈氏弋说序》，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文虽短，却颇能反映汤氏的主张。我们且看其中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