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奇安（又译琉善，约公元125～182），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和讽刺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对西方众多作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恩格斯曾称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论撰史》是卢奇安的一篇美学论文，重在论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但由于他是从撰史这一角度来立论的，所以，其中也包含着他的史学批评理论。细读卢奇安的《论撰史》，我们可以发现，卢奇安的史学批评理论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有许多相似之处。卢奇安生活于相当我国后汉时期的古希腊，就历史文化背景来说与中国古代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卢奇安对于史学批评的主张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众多不谋而合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共性。
    一、关于历史著作的真实性问题
    中西史论家对于历史著作真实性的要求，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卢奇安在《论撰史》中反复强调的首先是“真实”，用中国古代史家的话来说，就是“实录”。卢奇安说：“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唯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历史如果是夸夸其谈，就连欣赏的价值也没有了”（引文均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所以，“真实”是历史的第一要义。大概在卢奇安生活的年代，有人将历史分为“欣赏的历史和实用的历史两大类”，认为历史可以采用歌颂的方法，这样既可以欣赏，又使读者感到愉快。对此，卢奇安表示决不赞同，认为“其论调是最荒谬不过的了”。著史的目的是什么？卢奇安认为，是“实用”，即留给后人看。著史只应“想到未来的读者”；“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历史中可欣赏的成分无疑是外加的东西，不是历史的本质”，所以历史掺不得半点杂质。卢奇安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历史有如气管，据医生说，气管不能容忍一点点食物落进去的”。真实是历史的生命，“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卢奇安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针对当时历史著作中的一些喜好歌颂的流行错误，卢奇安指出其错误所在：他们这是忘记了历史与颂词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打个比方，“如用音乐术语来说，这两者是不同音阶的”。而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这些历史家混淆了诗歌与历史的本质与规律。“诗享有无限的自由权，诗只须遵守一条法律--诗人的想象”。诗人可以凭灵感创作，随意所之，可以驾着飞马的神车，驰骋于海洋或垄亩之上，诗人笔下的宙斯可以用一条绳索把大地和海洋吊起，飘摇于空际，正象荷马歌颂阿伽门农的形象一样，说他双眼和头颇象宙斯，胸膛象海洋，腰带象战神，也没人反对他。但是，历史如果使用了这些雕虫小技，则混淆了历史与诗的区别，“历史家的最大危险是诗兴勃发陷入迷狂”。如果这样，“历史将丧失崇高的格调，立刻露出无韵的伪装之真相了”。所以，不能区别诗与史，确实是史家之大患。
    在强调真实的同时，卢奇安对“信史”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向今人哗众取宠。”史著应该真实地反映历史、垂训后人，卢奇安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家，像色诺芬、修昔底德之流，决不会放弃著史原则而随意歌功颂德，他们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真理为重。“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对真理馨香顶礼，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一切神灵都不在他眼内，他的唯一原则和坚定信念是：绝不考虑今日的听众，而只想到未来的读者”。对于史著的“真实”性问题，我国古代史家比卢奇安更早地意识到了。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史家就提出“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实录”原则，并以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官所必备的条件。北周史家柳虬曾概叹：“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周书》卷38《柳虬传》）实录的原则，是中国古代史家记史的不二法则，秉笔直书的董狐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提倡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成为史学批评的崇高标准。
    被称作“实录”的榜样的是《史记》。扬雄称“太史迁实录”（《法言·重黎》）；班彪论司马迁说：“然善述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传》）班固则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些都肯定了司马迁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严谨的科学态度。
    就实录的原则来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也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而且与卢奇安有不少共同之处。南朝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认为，“载籍之作”，要“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就必须真实，因此他提出“贵信史”的要求。“文疑则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他还批评了在著史时“俗皆爱莫顾实理”和“任情失正”等造成史著不真实的毛病。这与卢奇安所批评的史家毛病非常相似。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况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书》）这与卢奇安所说“往事不忘便是今事之师”正是同一道理。
    宋人吴缜曾从理论上对“实录”的原则加以总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书纠缪·序》）吴缜认为。为史之要，包括事实、褒贬、文采。而三者之中，“事实”乃为第一要义。所谓“事实”，即“有是事而如是书”。史实按客观发生的历史面貌如实记载下来，这就是“实录”。这是“为史之意”的根本，褒贬和文采都必须资此而行。吴缜的论述，使得“实录”原则的要求与作用更加明确。
    同卢奇安强调的真实的原则一样，实录的原则不但是著史的方法论问题，还反映了人们对历史著作主体素质的要求，显示出创作主体对历史的态度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一点，中国古代史家有更深刻的体会。坚持秉笔直书，要求史家必须具有大无畏的勇猛气魄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确实不易。刘知几曾慨叹过“实录之难遇”，恐怕原因即在此。虽然如此，中国以直书为己任的史官仍然代不乏人。如三国时史家韦昭，主持修撰《吴书》，孙皓要他为其父作“纪”，韦决不允，理由是孙皓之父未登帝位，只能立传；北魏崔浩主修国史，秉笔直书，无所阿容，竟遭诛杀；唐吴兢撰写《则天皇后实录》，严辞拒绝为宰相张说“删削”于其不利之“数字”。这些史官都表现出忠于事实、刚正不阿的精神，“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直书》），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不屈的精神，不但成为中国史家的传统，实际上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