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主要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一、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和“新史观”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这里说的“科学方法”，是指新的考证方法，特别是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比较、印证的方法；而“新史观”主要指西方进化论观点，附带提到了唯物史观。顾颉刚指出“新史观”的输入“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顾颉刚的这一估量和概括，是很深刻的。
    1946年8月， 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同时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
    侯外庐强调的“新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他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估量和概括，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来并显示出坚定的信心。
    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是有成绩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在理论上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这就为新中国的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准备了前提。
    然而，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大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近17年中，新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很有生机的活跃局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不合法的、只在局部范围得以存在的状态，转向合法的、可以在全国范围存在和发展的状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当唯物史观通过各种形式如同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之时，它就不仅仅是“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而且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产生了真正理性的觉醒--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根本意义的胜利。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与提高，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历史学界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从而在历史理论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进而使中国历史学在整体上发生根本性质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主导地位由此而得以确立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日益发展起来，形成了严重的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做法，损害了已经形成的自由争论的气氛；伴随着政治上“左”的倾向的发展，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开展，历史研究中也逐步加重了“左”的倾向，使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思考和一些不应忘却的历史教训。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新中国史学遭到空前的劫难。“文革”以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历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科的学者从此受到打击、迫害，随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批儒评法”猖獗一时，历史学几乎成了荒芜之地。
    1976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政治生活重新走了上正常的轨道，历史学也在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一方面廓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一方面探索克服教条主义倾向的途径，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近20多年来，理论上反思、研究领域中某些“禁区”的突破、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西方史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对传统史学的正确评价、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采用、新成果的层出不穷等等， 一言以蔽之：历史学经过80年代的反思而进入90年代的全面进取时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新中国史学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史学5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论是历史造成的这种曲折，还是史学自身难以避免的曲折，都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