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充满了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在任何黑暗的时代总有一线光明。如果连一线光明也没有，历史就停止了发展。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停止发展。毛主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如果历史的中国只是一些罪恶的堆积，而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那么今天的中国根据什么东西建立起来呢？难道我们要再来一次盘古所作的开天辟地的工作吗？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不应该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注：分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要歌颂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歌颂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但历史家不是诗人，除了歌颂以外，还要指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指出他们在生产中的保守性、分散性和落后性。
    要反对王朝体系，但反对王朝体系是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不是从历史上涂掉王朝和皇帝。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注：分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这些论述，显示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持真理的勇气。随着时光流逝，其理论光彩更显出耀眼的光辉。
    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洗礼的历史学，还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怎样以这一指导推动历史学的前进？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许多史学工作者或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或从具体研究成果上作出明证，认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白寿彝教授在80年代初提出，“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一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二是不把唯物史观同创新对立起来，而是以后者去丰富前者；三是新的创造必须从唯物史观同研究的具体对象相结合中提出来。他在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等领域的研究，反映出这种创新精神（注：参见《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近20年的许多历史著作，也都有极类似的表现。 这个事实雄辩地证明：50年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已经深深地扎根，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曲折，不可能动摇它的科学地位和社会价值。
    三、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又一个方面是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
    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齐鲁书社1983年10月出版），包含以下一些内容：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回顾，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30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几种观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中的分歧，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两个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见解，略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讨论，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讨论综述，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意见，近年来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其中，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关于农民战争问题、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被称为是五六十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五朵金花”；其他问题，除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70年代末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者外，大多也是五六十年代为史学界所关注的。
    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几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至少也是当前人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的重要问题；同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固然需要丰富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资料中概括出理论性的说明。近来有的论者著文说上述问题中有的是“假问题”，嘲笑当年参与讨论的历史学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指出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首先要了解一下当年参与讨论的那些史学家的论点，他们为什么会把某个问题当作“真问题”来讨论；其次，说某个问题是“假问题”的人，应当拿出一些“真的”论据来证明它是“假问题”，否则是不可随意嘲笑前人的。
    第二，关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尽管有不少分歧，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因而使这些讨论一则推进了对唯物史观的学习、研究，一则也推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认识，同时也促进了二者的结合。这里，要特别提到范文澜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此文写于1954年，修改于1963年，先后作为《绪言》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版（1955年）、第四版（1964年）。作者首先检讨了自己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然后从九个方面概述了自己的认识，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初期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难免还有可议之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追求真理方面的热情和虔诚。
    第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人们留下长久的思考。这一点，恰如《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一书的“前言”所指出的那样：
    ……尤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从三十多年来的讨论中，我们不时发现，同是一条史料，同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往往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再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具体，并由此引起无穷争论。发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从理论再回到实践”，本是一次能动的飞跃，其跃越的跨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必然愈多；同时，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这两极之间，越是缺乏中间层次，上升的难度也就必然越大。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表明，在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抽象的理论观点之间，还需要加强乃至增添某些中间环节，以减少种种失误的可能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