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5 期《百年潮》发表李新先生《范文澜的几个“失误”》一文，批评范老强调过的三个观点：1、古为今用；2、外行领导内行；3、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文章说范老这3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不能不表态而提出来的。“这种表态，在今天看来，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运动本身就常常是错误的。”此话有理，搞“左”的运动显然是错误的，适应运动的要求提出的观点，势必受错误运动的影响，也有错误。有错误，就有必要来纠正。这是完全应当赞同的。但是，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种错误，应当怎样恰当地评估这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从而拨乱反正，也是需要具体分析讨论的。因为史学观点上的错误与政治运动本身的错误毕竟有所不同。否定某种政治运动，是从政治上做评价，而否定在运动影响下的史学观点，就不仅应从政治上做评价，而且还要从史学理论上做评价。何况以往不少的运动常常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的。像这种复杂情况，就更应具体分析。这里，就李新对范老3个观点的批评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关于“古为今用”
    50年代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范老立即响应，也在历史界讲“古为今用”。他列举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例子，说这些史籍的目的均在“古为今用”，指出我们今天学历史、写历史，“目的就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范老的这些话错了吗？我不知道李新还有什么独家之秘的背景材料，只能就李新文章反映出的内容来判断。我以为，仅就李新所论谈“古为今用”之正误，范老的观点不仅没有错误，而且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古为今用”诚然是毛首先说的，但这个原则却是中国史学一种古老的优良传统，研究历史当然要为现实服务，为今所用。如果历史无助于今天我们从事的事业，那历史还有什么价值？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必须纠正，但不等于他讲“古为今用”也错了。李新也认为，古为今用“就一般的以史为鉴的意义来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只是“到后来被说成‘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样一来，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被改变了，还有什么真史、信史可言呢？”李新说，这种做法，与范老一贯的治史方针即要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是有矛盾的。
    从李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提到了三个命题。一是古为今用，二是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三是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显然是三个内涵很不相同的命题。我以为三个命题中，不仅第一个命题没有错误，第二个命题也没有错误。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无产阶级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政治服务，向来是史学最重要的职能，以往社会的一切史学均然。无产阶级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毫不含糊的，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问题只是在于，无产阶级史学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怎样去服务，而不在于应当为政治服务本身。在“左”的路线下，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只是少数人专权政治的旗号，而所谓史学的服务也堕落为影射史学，如“四人帮”评法批儒之类，这里错误在政治本身，在史学服务的方式上，因为这个政治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阶级的政治），这个服务方式不是历史的借鉴而变成了历史比附、历史影射（如以武后、吕后比江青）。此外，应当明确历史的功能不仅是要为政治服务，它还可以有为经济服务、为思想文化建设服务、为军事斗争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在“左”的路线下，历史的功能被单一化，只能限定它为政治服务，这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但这些错误均不能证明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同样是错误的。这里的是非，应当说是清楚的。要说错误，应当说第三个命题即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事实是既定的，史学家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史实真相，而不能按什么政治需要去改写。这向来是一切正直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随意改写历史、歪曲历史，是史德之败坏，为史家大忌，这也是史学家的共识。但是，这第三个命题在李新文章中是没有用引号的，那么，究竟是不是范老的原话，就成了问题。李新在用引号引述了范老说的第二个命题后，又用“这就是”三个字，把第二第三命题等同起来。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第二第三两个命题，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怎么能用“这就是”将两者等同呢？如果说第三命题是范老亲讲的，那就错在范老，李新应明确表述之。如果第三命题是其他人认可的，或者是李新从第二命题引申推论出来的，那么就成了给范老“栽赃”。如李新这样做，就反而说明李新本人的史德有问题。范老地下有知，灵魂也会不安。李新先生对此应当自省，我们不可以在当事人辞世后给他肆意抹黑。这应是基本的为人之道。
    关于“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显然是一个有悖常识的错误命题。所谓外行与内行的关系，起初是被毛泽东用来比喻党的领导者与各项具体业务工作的关系。毛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这个比喻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标准，谁不赞成就是反党，完全脱离了当时批评者帮助党整风的原意。范老对此加以阐释，认为科学家是某一门类科学的“小内行”，共产党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是“大内行”，党对科学的领导是“大内行”领导“小内行”，因此拥护毛的主张。如同李新所说，范老这种阐释是“强词夺理”，不足取。
    不过，往细里想，说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要反过来说，共产党必须成为每一门科学的内行，才有资格领导那么多内行，这恐怕也一时办不到。那么，共产党就不应当领导科学了吗？这确实是一个应当弄清楚的重大问题。因为由这一问题还引申了政治与业务、经与专、党的领导者与群众、党的领导者与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中，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是执政党。党必须领导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一切事业。这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的。这个规定并非由什么人的意志决定的，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群众的共识。所以，问题不在党能不能、该不该领导科学上，而在于如何实现党对科学的领导上。这里，首先要明白，所谓党的领导是指什么？在我们看来，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它的领导作用主要是指政治上的领导，故而不是指业务上的取代，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是确保科学和各业务部门的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不是要共产党在具体业务上去随意干预。所以，一定要分清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