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点，封建社会从此进入其后期；它也是西北政治史上的一个拐点，从此，西北区域政治的对比优势开始衰落，区域政治边缘化，开始出现了中国西北与内地开发和发展的差距。
    一、“安史之乱”：西北政治史上的一大拐点
    “安史之乱”以前，西北地区在中国区域政治史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优势
    西北先民早在距今1万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在采集狩猎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形成了一业为主、兼营它业，亦农亦牧，农牧互补的社会经济模式。如战国时期秦人以兴修水利为切点，蜀郡太守李冰“凿离碓”，穿郫江、汶江二水于成都平原，“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1]1407（按：亿，十万。以万亿计，就是以万顷，十万顷计，这里是概数）。始皇帝元年（前246），秦又在关中修郑国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1]1408。
    两汉西北的水利，除关中的郑国渠仍在沿用外，汉初汉中地区还修建了山河堰，褒城县修了流珠堰，洋县修了张良渠[2]。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时，郑当时为大农令，建议政府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黄河300余里，可灌“渠下民田万余顷”，朝廷悉发卒数万人穿渠，三岁而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后庄熊罴又建议：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民愿穿洛（即漆沮水）以溉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此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1409～1410、1412、1414左内史倪宽于元鼎六年（前111）奏请穿六辅渠，其后16年，赵中大夫白公，又“奏穿泾水，注渭中，溉田四千余顷。人得其饶而歌之”[3]，后人称之为白渠。盩厔有灵轵渠，又引堵水（一作诸川），“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1]1414。宁夏、河西、西域等地在两汉时期也有大的水利开发工程。
    都江堰、郑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将秦汉西北经济区的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土”，“雍州之地，厥田上上，号称陆海”、“粮仓”，那是当时“天下”最大、最富庶的两块灌溉农业区。加上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等几个农牧林业区，“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3262，这一农牧兼营兴国的战略措施为秦的富强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巩固大一统局面创造了条件。史载“秦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4]1642～1646。秦汉时期，与河北、关东平列的关陇蜀经济区，以“天下”三分之一的面积，十分之三的人口，创造和拥有“天下”十分之六的社会财富，这一经济成果及其区域比较优势，是西部各民族关系融洽、致力于农牧业经济开发和发展的结果。
    即使在魏晋十六国中原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西北开发仍然出现过喜人的局面：前秦苻坚“灭燕赵后，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5]482。这或许只是一时的现象，但在当时条件下仍难能可贵！
    隋朝建都于关中后，为了确保京师长安的粮食、物资供应，引渭水经京城，东至潼关，长300余里，取名广通渠。此渠后与隋炀帝时开挖的大运河连通，解决了南粮北运、东粮西调的问题，还在京城、华州（治今陕西华阴）、陕州（今河南陕县）、洛州（今河南洛阳）、卫州（今河南淇县）等地设置了规模巨大的粮仓。关东、河北、江南地区的物资也通过大运河和广通渠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补强了西北的经济优势。
    入唐，西北地区的总体经济优势更加明显。除了全国各地的物资补充外，西北的农牧商业发展也很迅速。“自安远门（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胡三省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三省注云：“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内属诸国言之。”[6]6919就是说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北广大地区，是当时全国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源自《明皇实录》的史料，决不是《通鉴》作者随意引用的，它再一次证明了中唐以前西北经济的优势地位确是不可否认的。
    唐以前西北先民在社会经济领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是先民在生存和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审时度势，洞察地宜，不断摸索、改革和创新的结果。从客观条件看，民族冲突相对缓和、社会相对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国东部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东部的战乱兵荒亦较多，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民起义频繁，民族冲突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厮杀，致使中原内地数百年动荡不安，灾荒、饥疫接踵而至，对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相比之下，西部地广人稀，政权分散，交通闭塞，远离中原动乱区，本区域内的兵荒疫馑，波及的范围比较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是全地区、毁灭性的。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避免了战乱的干扰，成为内地官民向往的乐土。东汉光武帝建武(25～56)初，“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7]1098。西晋惠帝永宁(301～302)中，官僚队伍中就有“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8]2222的说法。到十六国战乱时期，越是靠近中原的地方受战火牵连越严重，而河陇一带则相对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