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近思想史写法在悄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更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因为思想史研究已经从“注意中心”到“注意边缘”，从“注意经典”到“注意一般”，从“注意精英思想”到“注意生活观念”（注：参看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些变化的发生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正是得益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的刺激。考古发现的大量数术方技文献，促进了对于古代中国一般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思想史的注意焦点。众所周知的是，《汉书·艺文志》把所有的知识分为六类，是那个时候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实况，但是通常思想史却只注意前三类，而忽略后三类，可是出土文献却有相当大的部分恰恰是“兵书”、“数术”与“方技”，天象星占、择日龟卜、医方养生、兵家阴阳的知识在古代随葬文献中的数量，表明它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也常常是古代思想的知识背景：比如占卜中所依据的阴阳五行的技术操作方法，与古代中国人对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有关；医药学中的很多知识，也与古代中国人的感觉体验有关；而天象地理之学，更是古代中国思想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很多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宗教、生活与文学中的观念，常常是由这些知识，经过“隐喻”、“象征”和“转义”衍生或挪移而来的，不从考古发现中采撷和解释这些看似“形而下”的知识，就不能真的理解经典文本上那些“形而上”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史的这些转型，也得益于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年鉴学派的一些观念如注意“长时段”的历史描述、注意社会生活史的现场重构，福科关于知识系谱的考古学方法，以及他关于医疗、监狱、精神病院、性的个案研究对于知识史的透视，都使得思想史的视角和写法有了改变。没有这种根本的改变，不仅这些考古发现的资料会失之交臂，就是注意到这些资料的意义，也很难把它恰如其分地纳入历史叙述中。比如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中，这些既不能算经典，也不是直接表达思想的知识，应该如何安置在叙述中，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可以改变思想史的写法，使思想中更加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那么，像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帛书中的《合阴阳》、《导引图》之类养生房中医方知识、睡虎地《日书》之类宜忌知识、郭店楚简《语丛》之类丛钞的实用取向，张家山《脉书》和《引书》中关于人身体的认识，其实都可以解释出相当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因为，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从地窖到阁楼，从纯粹意义上的考古成就到成为思想史叙述的新资源，从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进入思想史的视野之内，其实还需要一个由思想史家完成的采撷和阐释的过程。所谓采撷的过程，不是指的它被思想史使用，而是说它何以成了思想史使用的资料。所谓阐释的过程，并不是指的考释、隶定和叙述它的字面意思，而是说它如何被当做思想史的一个环节，在思想史的语境中解释出它的历史意味。所以，思想史只有按照一种新的认知和观察的角度，才有可能把那些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思想现象吸纳到自己的视野中来，组织到自己的叙述中去。这种新的认知、观察和写作，才是思想史的真正改变， 才可以说思想史在重新构想（reconceptualizing）和重新改写（rewriting）。
    三
    但是，思想史仅仅注意到这些简帛文献依然是不够的。简帛文献中，无论是精英的经典，还是一般常识的记载，都还只是古代中国的资料，人们常常在想到“考古”二字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把它们看成是“古老”的历史遗物，被人们广泛注意的简帛，确实大多也都是汉代以前，距离现在差不多两千年的东西。由于那个时代的文献稀少，苦于资料匮乏的古代思想史研究者大体上都不会拒绝它们，通常它们总是会被纳入思想史范围之中的。可是，我并不想把考古与文物仅仅局限在地下挖出来的、两千年前的东西中，正像我们看到的《文物》、《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等刊物的内容一样（注：俞伟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物》杂志把英文名称定为Cultural Relics，“是把文物一词的概念，理解得比antiquity还要宽广”， 见《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载《考古学是什么》，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考古和文物的成果中，也包括年代并不太久远的，却作为文物被保管在各个博物馆或图书馆中的，如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那么，这些东西是否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思想史家如何去吸纳和诠释这些文本，也在于如何去改变过去习惯的叙述方式。应该说，每一个思想史家都不是从头开始他的写作的，过去的写作形式、前人的历史叙述、学科的范围边界，常常可以为他们省很多心力。一个不想变更传统写法的人，其实可以很舒服地享用前人的套数和手段，把他所使用的文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可是，当思想史试图改变过去传统的写法，更多地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时候，一个令人头痛的技术性问题也会出现。写作者会发觉，文献范围的扩张越界似乎不可避免。毕竟，思想史过去主要只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从学案加史传的体例沿袭下来的哲学史或思想史，本来可以轻车熟路或驾轻就熟，只需把思想家的传记和论著查阅一过。但是，这些我们习惯地安心使用的文献，真的就能建构思想史本来的脉络吗？恰恰是这些被所有人关注的文献存在着重重的疑问。因为，在它们进入我们的叙述之前，它们已经在选择、编集、写作、评述的历史中，经过了“意识形态”（政治性的价值观念）、精英意识（传统的对精英历史资料的关注）、道德原则（例如何为文明、何为鄙野的判断）和历史学叙述（观察、剪裁和修饰）这几重筛子的过滤，已经未必那么真实可靠了。而考古发现和作为文物的那些文字资料，如有名或无名的碑刻、艺术性的书画题跋、大量叙述家常与礼节问候的书信以及民间流行的各种通俗读物，反而并没有经过这种有意识的“筛子”，倒有可能有利于重建或呈现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所以，如果写作者不安心于现成的写法，试图从另类资料中去发掘过去没有涉及的知识、思想和信仰，那么，他不仅要从传统使用的经典文献中去爬梳，而且还要考虑如何把这些过去并不入流的、反映着普通常识和思想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安排进自己的叙述秩序中去。如果写作者不想按照传统的套数，还试图改变以“人”为章节单元的形式，那么他不得不从这些庞杂的文献中寻找互相关联的内容，以重新建构思想史叙述系统。当然，当写作者真的要改变思想史的背景描述，给思想史重新建构思想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背景的时候，也许他会痛苦地发现，他几乎无可依傍，因为过去思想史或哲学史所表述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背景是如此贫乏和单薄，它们常常是简单地借用甚至挪用其他历史学家的现成解说。因此，他不得不花很多力气，从更广泛的资料特别是考古发现和文物资料中去重新描述那个思想产生的背景。
    当思想史真的改变了自己的叙述角度和观察框架，把过去并不那么精英和经典的文本也当做构筑思想史语境的资源。那么，那些平时并不被重视的信札、书画、年历、日记、公文、广告以及其他的种种资料，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其实，这也是西方思想史家曾经面临的课题。福科在《知识考古学》中就曾经提到，“思想史分析各种文学副产品，历书年鉴、报纸评论、昙花一现的成功作品，及无名无姓的作品……思想史主要是专注所有那些不为人习知的思想，所有默默交相运用于你我之间的重现行为”（注：福科《知识考古学》，王德威译本，第260页，麦田出版，1993年，1997年。）。显然，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应当重新考虑资料的范围。其实，从考古发现来证明现存文献的真伪，用考古发现的新文献增加思想史的内容，都只是考古与文物的一部分意义。考古和文物对于思想史的另一个意义是，改变思想史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场景。因为现在的研究中，社会生活场景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史解释的背景资源，而社会生活场景的重建，却需要相当多的文物参与，在这一点上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不够的。思想史研究者常常要借助这些实际存在的“文物”来增加自己的“现场感”，运用考古与文物资料，并不仅仅在于证明或否定传统文献所记载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在于通过增多了的、变得具体了的、可以直接触摸的资料，重新建构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氛围和心情，使现代的历史学家能够“身历其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