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虽然有关先秦两汉以后如唐宋元明清的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中，有文字的资料在绝对数量上并不一定比先秦两汉的发现少，但是对于现存资料已经汗牛充栋的两汉以下的思想史研究者来说，它的发现，意义似乎只是量的增补，而没有质的改变。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加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非佛经道经部分的文字，似乎对于从《三国志》到两《唐书》，从《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到《全唐文》的主流文献来说，并没有使思想史的主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后来如19、20世纪的思想史，即使现在不断有晚清、民国档案的公布，但仿佛也没有动摇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那一系思想的叙述脉络。这使得很多思想史研究者并不像早期思想史研究者那样关心考古发现的新文献或新资料。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固守着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观念与方法，仍然是依据经典文献把政治表述和哲学思想放在思想史的中心，并且将思想与知识剥离开来的缘故。但是，依照最近思想史研究的变化，就需要研究者在经典之外注意从古代到现代的各种常备读物与流行读物。虽然，中古的宗教造像及题名已经有人注意了，唐代的碑刻也有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明清的大内档案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史料，明清的宝卷也已经是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文献了。但是，在存世的文物中仍然还有很多没有充分重视的东西。随意举一些例子，比如敦煌卷子中发现的很多小类书，像《孔子备问书》、《随身宝》、《太公家教》以及《兔园策》等等，它的包罗万象和排列秩序，其实可以反映当时知识的定型和简化；而现存的各种童蒙课本，如从汉简《苍颉篇》到敦煌本的《太公家教》以及后来的各种私塾读本、教材，它对知识的分类和介绍，其实可以透视当时社会一般知识程度；而各种各样的考试卷子，从科场程文、策问式样到如今的高考试卷，其实包含着意识形态权力对知识的规范和对思想的钳制（注：此外如流行歌曲、漫画、小说、时装杂志等等也值得深入地探讨。）。特别值得提出来的一个例子是，新近出土文献中，《日书》特别多，有楚系的，有秦系的，从战国到秦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注：已经有人总结过，在《日书》中，有“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抑或天文、历法、民俗、民生莫不涉及，尤以社会生活资料最称充裕”，见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载《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具体的研究如蒲慕洲《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就从《日书》中归纳和分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方面的内容，《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4分，台北，1993年。）？ 这让我们联想起来的历史现象是，《史记》以来对于“天官”、“历”和“律”的相关知识的格外尊重。中国最早的，也是官方的印刷品之一是历书，历史上最多的印刷品和社会最流行的书籍也是《通书》或《皇历》，而重建思想系谱的宋代学者也要花很大的精力来撰写一部《皇极经世》。那么，在这些历史现象中，是否要分析一下这背后的普遍意识？据说，时间常常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话题，在古代中国，历法上的时间是生命延续和生活延续的坐标，所以上古就有“敬授农时”的传统，王朝的建立要改历改正朔，因为历法本身就是合理性的依据，捍卫历法就是捍卫传统，所以才有清代杨光先和传教士在制定历法上的那一场争论。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知识史上的“时间”观念与“生活”秩序？在这样的思路中，从《日书》到《皇历》的历史是否就会进入思想史的视野，而明清的《皇历》是否就也可以从并不起眼的文物收藏，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史资料（注：最近这一方面的研究，参见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汉学研究》14卷第2期，台北，1996年12月。 葛兆光《时宪通书的意味》，《读书》1997年第1期。）？
    顺便说一个并不遥远的例子，1975年，法国人勒华拉杜里（Le Roy Ladurie,Emmanuel ）写了一部曾经在法国一度攀升到非小说类排行榜前列的历史著作《蒙塔尤》（Montaillou），它是勒华拉杜里根据14世纪纯净派（Cathar）异端被地方主教审问的登记簿为基本资料撰写的（注：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但是，由于它当时审讯是用奥克语（中世纪法国一种方言）回答的，但记录却是用拉丁文，因此，有人怀疑它们的可信度，参见彼得·柏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这些手写的档案从很早时候开始，就被封藏在图书馆里。其实，它们需要研究者作“考古发掘”，才能把它们的意义凸显出来。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广义的考古发现范围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宽。这里所谓“古”，当然应该包括自上古到明清。当代的历史学的视野要比我们传统的广，这里所谓的“史”，其实并不仅仅是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
    四
    即使是把现存古书与新发现的简帛对应起来，重新认识和诠释经典思想的内容；即使是把久已亡佚的古书再放进思想史视野，使思想史丰富起来；即使是把方技数术等一般思想史的资料纳入思想史的范围，使思想史的知识背景凸显；即使是把直到晚近的各种文物资料也纳入思想史关注的范围，对于考古与文物，我心里还是有一点隐约的不满足。这是因为考古与文物本身虽然并不局限文字书写的简帛古籍书画，但是关注考古发现和思想史关系的人仍然把自己的焦距过多地集中在了有文字的资料，至于考古发现中没有文字的其他资料，对于思想史来说，却始终远远没有产生那种震撼的意义。因此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有文字的毕竟是少数，大量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的考古成就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其实，无文字的文物并不等于无意义的文物，任何经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中重建思想话语，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责任。卡西尔曾经说到，历史家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历史话语的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使它们开口说话并使我们理解它们的语言的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的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支梢末节融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注：卡西尔《人论》第十章《历史》，甘阳中译本，第224～2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这本来是每一个历史学者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有学者越来越注意无文字的资料在思想史上的使用（注：俞伟超已经指出，“把考古学研究或文物研究的目的视为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看法，从五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的文物考古学界中一度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他反复强调，考古学研究中也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这就与思想史很接近了。参见前引《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以及《考古学研究中探索精神领域活动的问题》，载《考古学是什么》第137～142页。），也已经有很多好的研究范例。如张光直对于玉琮和青铜器动物纹样的研究，就指出其中有古代通天地的知识与维护统治权力的思想（注：见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国青铜时代》，第313～342页，三联书店，1983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载《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67～81页、102～114页，三联书店，1990年。又，《考古学专题六讲》第95～9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1992年。），如俞伟超对于随葬鼎数变化的研究，就显示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历史。此外，比如最近对于濮阳蚌堆龙虎、含山凌家滩玉片、曾侯乙墓漆箱星图、子弹库帛书十二神像以及汉代铜镜式样、画像石（砖），南北朝佛教造像、道教的投简和符图，唐宋墓室的绘画、宋元戏曲的舞台遗迹、民间年画的研究，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解释。这些阐释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超出纯粹图像的意义而进入了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注：其实，当人们把思想史的视野扩大到更宽的范围，那些“象征、符号、建筑、器具以及半文献性的材料，如歌谣、咒语和图片等等，也将成为研究过去社会的重要史料”，比如清末的《点石斋画报》，参看康无为（Havold Kohn ）《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Drawing Conclusions: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载《读史偶得：学术演讲三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其实，我们知道，空间的问题常常可以转换成时间的问题来思考，空间的格局也常常支配着思想的框架。像从殷周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结构到汉唐考古发现的皇宫与长安遗址，以及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当代的中央都市建筑，从亚形演变到以南北为中轴、两翼平行展开、布局非常整齐的格局，是否都有古代中国对于天地之象的视觉印象，而这种视觉印象是否由于“奉天承运”而成为古代中国相当多的政治观念的依据？同样，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已经有人指出，在唐代以后的大量山水画中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史资料，像过去就有人指出中国山水画中人物的渺小和山水的凸显，色彩的退隐和水墨的盛行，背后都有观念的因素。而墓室壁画中日常生活场景在宋代明显增多，则反映了人们生活世界重心的变化，以及都市化与文明化的扩张，而唐宋人物画卷中地位悬隔的人物的比例大小与位置差异、明清的政治与宗族性人物画的正面端坐布局，也有绘画者对不同阶级人物的价值判断和敬畏心理。顺便可以说到的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曾经以绘画为例讨论过明清文人的业余精神，他说这种热衷于绘画的文人在这里倾注了更多兴趣，恰恰是与“商业”、“法律”、“科学”、“实用”之类的精神相对的业余精神。于是，在这里实际就涉及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问题，虽然他的研究资料中，并不真的是用图像性的绘画，而是更多使用的是文字性的绘画史文献（注：列文森《从绘画看明代及清初社会的文人业余精神》，张永堂译，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