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时间跨度达两千余年，有着浩翰的文献资料。对此加以系统的研究，理绎出其发展的脉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填补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也是从文化学术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种全新的尝试。
    卢钟锋同志新著《中国传统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便是这样一部力作。卢钟锋同志伏案十载，精心别择，提要钩玄，一部达40余万言的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专著终于在1998年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史》的问世，犹之乎中国学术史研究园地绽开一朵鲜花，使人注目。近日读罢全书，受益良多，深受启发。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学术史，内容极其丰富。然而，它究竟以何者为研究对象，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它的研究范围如何确定？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至今为止，尚无专门论述。不解答这些问题，中国古代学术史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联系与区别就难于确定，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基本内容及其特色势必难以显示出来。《学术史》的突出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系统的阐发和明确的回答。《学术史》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属于传统型的学术史，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传统性质”（第2页）。 作者指出：就内容而言，中国古代学术史都以儒、释、道为研究对象，设定的研究范围乃是中国历代的学术流派，以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汉学为其主要内容。就形式而言，中国古代学术史用以概括和总结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的方法乃是传统的方法，具体地表现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三体”形式。《学术史》明确指出：“汉唐以来历代学术史形式主要本之‘三体’。”汉唐时期的传纪体和书志体、宋明时期的学案体以及汉魏以来佛、道宗教学术史所采用的类传体、编年体和灯录体等，都是建立在“三体”的基础之上而稍有变通的学术史编纂体裁。除此以外，尚有有别于“三体”而以“论”为主的先秦时期概论体的形式。总之，从文化形态的内容和形式来看，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学术史是一种传统型的学术史。
    把中国古代学术史定义为传统型的学术史，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独创性。由此不仅将中国古代学术史与近现代学术史作了区别，辨明它们各有其特色，不可统而论之；而且也指明了中国传统学术史是以中国历代的学术史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首要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学术史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化史，也不是一般的学术史，而是融思想史与学术史于一体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史的学术特色”，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学术史》从中国古代学术具有传统性质出发，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途径，建构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和概念系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把一个具有系统性并富有特色的中国传统学术史体系呈献在读者面前，使人耳目一新，构成了《学术史》的一大特色。
    《学术史》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它始终注意考察学术史的发展变化与历代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社会思潮的制约并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第4页）。这就是说， 学术史的发展变化虽有其本身的传承关系，存在着某种相对独立性，但总体上都要受一定社会思潮的制约和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定的社会思潮往往决定着当代学术史的内容和形式的流变。《学术史》一方面辨其源流，理清其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对学术史的发展与中国历代社会思潮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学术史》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史发轫于先秦时期，其代表作是《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篇。这些学术史开篇之作所以注重从经世的角度对诸子思想进行批判和总结，是由先秦子学经世思想的学风决定的。换言之，它反映了子学思潮重在明“内圣外王之道”、以经世为治学宗旨的历史事实。降及汉代，学术史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由子学向儒学（经学）转变的新时期，这也是由子学式微而儒学独显并走向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所决定的。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术史由重“儒林”转向重释、老，在正史中首开为释、老设《志》立《传》的先河，这也是社会思潮的转向即佛、道的崛起和儒学的衰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代由于社会的变迁，儒学再度兴起，出现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反映到学术史的研究上，一方面是宗教史的著述保持常盛不衰的势头，僧传、教史、教派史大量面世；另一方面，以叙述经学源流为宗旨的正史《艺文志》的编修，在中断了多年之后又重新再现于正史，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史从内容到形式都进入到一个重要变化的时期。在《学术史》看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总是不断地改变着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内容和形式，规定着传统学术史的走向。传统学术史与社会思潮发展的密切关系，学术史受社会思潮的制约，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从社会思潮和文化走向来把握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流变，这是《学术史》一书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基本方法，尤其是对宋明时期传统学术史的研究，更把二者的关系即社会思潮与传统学术史发展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其论述更为精辟和独到。
    我们都知道，宋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即由经学向理学转变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史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学术史》认为，这一切变化都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具体言之，宋代因有理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所以有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为理学明“道”续“统”，有对宋代理学的总结。元代因理学立为官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故出现了《宋史·道学传》这一官修理学史卷。正史中首次在《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反映了强烈的“道学宗派”意识。元代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成为支配性的社会思潮，传统学术史也就表现出鲜明的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不仅明初有诏修《性理大全》、《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之举，而且出现了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程曈的《新安学系录》等学术史书，意在为朱学续道统之传，以明朱熹上承二程伊洛之学的统绪。至明代中期，由于王学的崛起和风行，反映在学术史的编修上，既有为程朱理学辨源流的学术史著作，如朱衡的《道南源委》等；也出现宗王学的著作，如周汝登的《圣学宗传》；除此以外，还出现了综合程朱陆王学术异同的史书，如冯从吾的《关学编》和《元儒考略》等。总之，传统学术史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思潮的变迁密不可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思潮的变迁带动传统学术史的演变，并使它的发展呈现出历史阶段性，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学术史》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紧紧地把握了社会思潮和学术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不仅在浩繁复杂的学派中理清了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在林立的史学著作中辨明了传承关系，勾勒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演变过程，而且始终把传统学术史置于动态研究的过程之中。毫无疑义，这种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学术史本身的内容，涉及到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广泛的领域，厚重而有立体感。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较为渊博的学识和功力，显然是难于做到的。
    《学术史》全书15章，自先秦时期至本世纪30年代，跨越几千年时空，纵论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产生、形成和演变，多有挖掘，时有新见。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汉书·艺文志》视《六经》为诸子学说之大原，多所忽略，而《学术史》则对此做了新的阐发，明确指出：“我称之为‘诸子’（学说）出于《六经》说。”（第55页）认为把《汉书·艺文志》的论述仅仅概括为“诸子出于王官说”，“只是回答了诸子起源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实质性的一半”（同上）。在《学术史》著者看来，“诸子出于王官说”只回答了诸子的出身或者说身分问题，即反映了殷周以来“学在官府”这一事实，并没有回答《艺文志》另一层重要内容即“诸子出于《六经》说”，忽略了诸子的思想渊源问题，而《学术史》认为这恰恰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后者，不仅是因为后者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还因为只有把握住后者，才能认清班固编修《汉书·艺文志》是为了进一步确立经学独尊地位的思想意图，而这一思想意图正是儒学独尊这一汉代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在学术史研究中的具体贯彻。”（同上）这是前所未发的新论，使人深省。类似的新见在全书中不乏其例。又如，在辨析周汝登《圣学宗传》的修史意图时，《学术史》分析入微，认为《圣学宗传》把《罗汝芳》传置于全书最后一卷，并且是该卷的最后一传，其修史意图十分明显，即旨在表明穆修是宋明时期圣学传承的发端、首传者，罗汝芳则是圣学传承的殿军、终结者。把罗汝芳作为全书的终卷人物，归根到底，是为了标榜作者本人即周汝登是得“道”继“统”的圣学传人。《学术史》认为“只是他（周汝登--按）采用了虚悬一格的表达方式，即只讲前提，不讲结论，结论由读者从已知的前提自己推导出来，因而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故说这样的案卷编排自有其学术的深意在”（第203页）。 似此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甚有新意。
    在此，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术史》的写作始终是以“务实求真”自勉。如本书著者所说：务实，就是重实证，“持之有故”，不发“游谈无根”之论；求真，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戒以今人的思想型塑古人，改铸历史。纵观全书，本书著者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著者以十年之功，进行了材料的挖掘，修书目长编，作读史札记，积累和占有大量的资料，使得其发言立论均建立在翔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材料的运用上，著者总是能辨其是非，析其真伪，绝不盲目信从。如在辨析《理学宗传》的修史意图时，即不放弃点滴疑虑，以追根究底精神，还其材料的本来面貌。《理学宗传》为清代思想家孙奇逢的重要著作，但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仅载有孙奇逢撰《理学传心纂要》，却未提及成书于康熙初年的《理学宗传》。这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安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著者对两书的内容和体例做了详细比较，一一加以考证，从而得出明确结论：即《理学传心》和《理学宗传》实是一回事，“很可能《理学传心》是《理学宗传》的初名”（第270页）。 为什么要改用《理学传心》这个名字呢？《学术史》对汤斌为《理学宗传》作序的文字做了详尽的钩稽辨析。汤斌在序中称此书是“吾儒传心之要典也”，以此为参证，再详细比勘《理学宗传》和《理学传心》二书，《学术史》最后得出结论说：“无论是孙奇逢还是汤斌，他们都把《理学宗传》看作是‘传心’之书，故‘宗传’与‘传心’可以互称。”（同上）至此，历史的疑点骤然消失，自然对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就能够作出科学的评价。类似在《学术史》中表现出的一丝不苟的求真精神，时有所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史》不仅立论新颖，富有创见，而且材料翔实，学风严谨，确实是中国学术史研究中难得的创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