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赵光贤教授90华诞，适逢世纪之交，尤其令人欣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赵先生已经走过了十分之九个世纪的历程，这对于人生与治史来说，都是值得祝贺的。
    一、求学的道路与治学的抉择
    赵先生是河北省玉田县人，1910年2月24 日出生于江苏省奉贤县（今属上海市）。6岁时回到老家，随兄、 姐一齐在家庭教师要求下读《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千家诗》、《论语》等。老师不作讲解，只是要求背诵。1919年，进入县立小学读高小，以历史课和地理课成绩最好。1925年，先生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四中学（在卢龙县）。中学时代，对学习历史的兴趣大增。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序言、陈垣的《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等，都对赵先生产生了吸引力；尤其是陈垣先生的论文，以严谨的考证，指出了梁启超关于玄奘西游出发年月的错误，对赵先生有很大的震撼，由此萌发出来对历史考证的兴趣，以致决定了他后来的治学道路。
    1925-1928年，赵先生就读于法政大学政治系（二年预科、一年本科）。1928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请求转至历史系而未果，仍读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1937年在《大公报》任助理编辑。1938年新学年开始，考入陈垣主持的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终于实现了学习、研究历史的愿望[1]。这是赵先生在求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 即由此决定了他走上学习和研究历史并成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漫长的人生历程。
    1940年，赵先生在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以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先后致力于明清史、西洋史、先秦史的研究和教学，同时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先生乃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治先秦史，直至于今。
    赵先生在治学上的抉择，萌发于他对历史考证的好奇和兴趣。当他最初读到陈垣的文章时，就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理：陈垣先生通过考证，指出了当时名声显赫的梁启超的失误；考证如此重要。考证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在一个青年学生心中就是这样被树立起来的。赵先生考入辅仁大学，师从陈垣先生，表明他从事历史考证之学的决心。当然，考证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还不是历史研究本身。赵先生对历史考证有兴趣，这是一回事；历史考证从何处入手？为着研究什么历史问题而进行历史考证，这是又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赵先生首先碰到的一个机遇，是明清史研究。他的《古史考辨》一书所收《明失辽东考原》、《朝鲜史料中明季建州女真之社会生活》、《清初诸王争国记》，撰于1940至1943年，表明作者有志把历史考证方法用于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从而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2]（P260-424）。但是另一个偶然的原因，最终改变了赵先生的这一志向，使他走上研究先秦史的治学之路。1947年，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因病不能授课，他讲授的先秦史无人替代。陈垣校长建议赵先生来讲授先秦史。赵先生不曾讲授过先秦史，有些为难，经再三考虑，勉强同意讲授这门课程。从此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先生一直致力于先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对于历史考证方法的兴趣也就在这一领域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对历史考证产生兴趣到驻足于先秦史研究，这是赵先生在人生道路和治学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几十年后，赵先生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深切地写道：
    有人问我：“你是陈垣先生的学生，可是陈先生不搞先秦史，你是怎样搞先秦史的呢？”我说：陈先生虽不搞先秦史，但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搞考证，这个方法在研究任何历史都是必要的，这是基本功。在先秦史方面，崔述、王国维、顾颉刚都是我的老师。王国维教我怎样把考证方法应用到古史研究中去，崔述和顾颉刚都我如何分辨真史和伪史、真书和伪书，这都是研究古史的必要的本领。还应当提到郭沫若。他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但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最重要，《卜辞通纂》次之，都是不朽之作。《大系》是金文研究中划时代的著作，他是第一个把金文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历史的研究法，同时又把铜器的图像、铭文拓本、今译和考释编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巨著，特别是他写的考释最见功力，是后人不易追步的。我同时学习诸位大师的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诸位大师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含英咀华，他们的著作都是最好的营养[1]。
    在这里，赵先生把他所受到的历史考证方法的启迪和对于先秦史研究的渊源，作了很好的概括。那末，他的治学之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二、考辨古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赵先生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不回避难点、疑点，而广泛地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努力探索历史的真谛。
    1980年12月，赵先生出版了《周代社会辨析》一书。此书包含正文五章、附录八篇。这五章的内容是：第一章，我国是怎样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第二章，从土地所有制与劳动者身分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三章，从典章制度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四章，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周代社会性质；第五章，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本书的主旨是讨论西周社会性质，即论证西周是封建制社会而非奴隶制社会，并对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论的观点提出质疑。从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讨论来看，本书是西周封建论的一种观点，作者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等几个重要方面作了历史的和逻辑的阐述，无疑是历史学界在这方面长期争论的积极成果之一。这是本书给予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启发。它给予史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启发，是作者在“辨析”之中充分运用了历史考证的方法，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
    我写这书的指导思想，可归纳为几点：一、研究问题必须从事实出发，不能从理论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以及一切科学的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否则必定入于歧途。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用辩证法去研究，不能搞形而上学。这两点是最根本的。三、对于像古史分期这样的大问题，必须做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必须都能贯通；如只能通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就会站不住脚。四、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每一论点力求做到有根有据，而这些根据又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决不能以自己的主观为依据曲解史料。以上四点，我一直坚持作为工作的准绳[3]（P1-2）。作者所表明的这四点，可以看作是本书撰写的理论、方法论原则。其中第四点，强调“每一论点力求做到有根有据，而这些根据又是可信的，有说服力的”，则正是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本书所附录的八篇论文，不论是“解”、是“辨”，还是“探讨”、是“释义”，也都具有鲜明的“辨析”的性质，也都是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人们可以不完全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周代社会辨析》的论点，但若与之辩难，则亦不能不以考证为基础，这是很显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