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求真，从而使人们信其所信，疑其所疑。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赵先生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方面，一丝不苟，甚至可以说是竭尽心力的。1987年，赵先生出版了他的一本论集《古史考辨》。此书汇辑了赵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所写的有关中国古史研究的26篇论文，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上起氏族社会，下迄明清史事，以及有关的重要历史文献。从“辨析”到“考辨”，反映了作者的旨趣和追求，也反映了作者的治学风格和特色。刘家和教授曾撰文阐发赵先生的古史研究与求真精神，文中特举《古史考辨》中的《〈左传〉编撰考》（上下）、《说〈尚书·金縢〉篇》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文献的考辨之精细；又举同书中的《“明保”与“保”考辨》、《明末农民战争史事丛考》二文，申述赵先生对于史事的考辨之缜密，可谓闳中肆外之论，读来深受启迪[4]。这里，我想就《古史考辨》中的另一篇论文《司马迁生年考辨》，讲一点读后的认识，用以说明我对赵先生考证之功和求真精神的理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是近七八十年来人们争论得较多的一个问题。对此，主要有二说：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赵先生主建元六年说， 他在文中首先论证“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正确，其证据有三：一是《索隐》引《博物志》所说“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认为这是“最好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二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赵先生据《集解》引“徐广曰”加以辨析，认为南游归来当在元鼎二、三年间。三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赖先人绪业，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赵先生认为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不是如王国维所说作于太始四年（前93年）。根据这三条考证，作者得到如下的结论：
    这三条根据，第一条是司马迁的户籍，是当时的官方文书，第二、三条是司马迁自己写的东西，这都是最原始的材料，价值最高。这三条材料合起来看，最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只有取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才能与三条都合（参看附表）。如取景帝中元五年说，三条都不合。主张景帝中元五年说的，对这三条的解释，虽尽力牵合，但上述不合之处，是无法弥缝的，因此证明建元六年说是完全正确的[2]（P225-229）。按一般道理来讲，论证至此也足以自成一说了。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又进而写了“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说辨”，提出两条证据，证明此说之“不能成立”。作者还于文后列出“司马迁行年新旧对照表”，进一步证明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不可易”[3]（P1-2）。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司马迁生年作了论证，其认真与严谨，自不待言。当然，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二说，可能还会争论下去，但赵先生此文，显然是大大加重了建元六年说的分量。由此我们不仅进一步领略到赵先生的治史风格，而且也进一步窥见到赵先生的考证方法。
    史学的魅力，因得考证之功而益彰。但是，考证毕竟是烦难而艰巨的。如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讨，是20世纪许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天文学者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赵先生倾注了许多心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他先后发表了《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5]、《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6]、《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7]、《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8]、《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9]、《夏商周年代考》[10]等文， 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被收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武王克商之年研究》[11]（P488-489）。 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赵先生再一次把传统的考证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仅把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结合起来，而且把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天文学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赵先生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谈到他和天文学家共同研究的情况和计划，他那种真诚、执着和自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历史考证与求真精神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追求过程中，研究者自身要有否定成说、修正错误的勇气。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风范。1979年， 他在《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代纣之年》一文中， 提出公元前1057年说。后经反复研究，在1994年发表的《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前1045年说。这种实事求是、不断探索的精神，在学术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求真，不仅敢于批评他人的失误，也应敢于纠正自己的成说。在这方面，研究者本人同他人应是平等的地位。这不仅仅关乎到学人的个人风范，更重要的是关乎到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赵先生关于武王克商年代之探讨的过程，在求真精神和学术风格上，都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赵先生治史以考证见长，其成就与创获多关于中国古史领域。我限于学力和识见，不能概括其全貌，也难得窥见其精髓，只是就我现在所认识到的很少的一部分，说说我学习后的一点浅见。这使我感到愧对先生。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的是，赵先生的重考证之功，不只是贯穿于他的具体的历史研究之中，而且还把历史考证方法上升到理论认识的层面上来，使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集中地反映在赵先生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作者在此书的第四章“论考证”中，阐述了“做考证工作的几个步骤”、“如何进行考证工作”、“历史考证释疑”等问题。关于“如何进行考证工作”，作者从八个方面作了概括：“一是搞考证要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二是做考证工作应尽可能找第一手材料，不能以抄录第二、三手材料为满足，否则很容易致误；三是伪书既经前人鉴定作了断案，一定不要引用，作为证据；四是我国史书中的错误，有的是比较明显的，有的是不容易发现的，因此读书时必须细心，才能避免讹误；五是不要用很晚出的书里的材料来解释古代的历史和古礼；六是不要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特别是不要滥用同音假借的办法；七是有人为了政治上的斗争，假借学术上的考证之名，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提出新的解释，而不要坚持可靠的证据，虽可蒙骗于一时，假象终会被拆穿；八是做考证要十分小心谨慎，不要轻易下结论，应如朱熹所说，像‘老吏断狱’一样，决不能草率从事”[12]（P138-155）。 此书还有附录10篇，是清人汪中、崔述、钱大昕，以及近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垣等的考证之作举例。在考证之学已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的今天，赵先生不考虑触犯世风的忌讳，力陈考证的重要和考证的做法，其志可谓壮矣，其意可谓深矣。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历史研究也离不开考证的功底。作者指出：“考证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说来，考证学不等于史学，研究历史也不一定都要搞考证，但它往往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13]（P166）。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