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后期的西部开发，城市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所出现的大量铁路城镇、矿冶城镇、畜牧业城镇，均在农业开发和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城镇构成西部开发的主体和主要空间依托，与传统性开发大相迥异。西部开发的这种城市化性质规定了西部开发的方向，带动并加快了总体性开发。
    第三，城市与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4]（P7）至19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因此有的美国学者形象地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第四，城市与美国进步运动。进步运动是美国“搬进城市”以后第一场以城市为阵地并以城市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社会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确立城市在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一次调整，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美国方名副其实地跨入现代社会。这场运动首发于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问题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而当时美国市政体制尚不完善，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运动中的领导阶层是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包括部分资产阶级中上层。这些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或称本质区别是他们与城市生活的紧密联系，是与城市化同步兴盛的社会群体。改革分地方、州、联邦三个层次。在地方一级，基本上是城市改革，纷纷涌现的各种改革运动也无一不是以城市改革为主要目标，如禁酒运动、社会福音运动、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体制改革运动。在层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两种全新的市政体制--城市委员会和城市经理制应运而生，其中的城市经理制，是将企业管理模式嫁接到市政管理上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它把当时全社会推崇的企业化思想制度化，使城市管理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反映了时代影响，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这种主张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凸显。后来，到20世纪末，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发起又一次行政改革运动，所推崇的仍是企业化管理思想。
    第五，城市与“新政”和二战。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盛，以至成为美国时代的典型标志，而这恰恰是首发于城市的特定现象。休闲活动，运动、电影、音乐在很多城市风行一时，汽车和新的商品与服务以及夜生活也为20年代城市注入新的元素。人们开始热衷于购物、消费和娱乐，追求浮华和奢靡的城市生活成为时尚，努力工作、节俭、忘我等传统美德有所淡化，超前消费预支了很多家庭的购买力，尤其是住房分期付款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支付能力。到20年代末期，这些因素与经济运行的内在问题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其他任何事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够逃脱其影响，城市在危机肆虐之时首当其冲。大萧条的直接影响就是失业，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失业主要是在工商界，自然也就集中在城市里。失业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住房危机，与之同步产生的是城市财政危机。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解决失业问题、以工代赈、公共工程和廉价住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美国城市的复兴。
    二战期间的战时总动员和大量的军火开支刺激了城市、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发展，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迭戈成为典型的“大都市--军事复合体”，从而在客观上促成西海岸城市经济的成熟和地位的提高，逐步摆脱对东部城市的传统依赖，同时奠定了后来新科技革命的基础。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东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城市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区域经济体系走向成熟，结构更加合理，也更具活力。
    第六，城市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郊区化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然而，同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黑人被兴盛的郊区摈弃在外，滞留在中心城市内。中心城市和郊区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1967年7月纽瓦克骚乱后，约翰逊总统任命一个高级委员会调查骚乱原因。该委员会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向总统提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两个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5]（P5）一般认为，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有三大根源：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就业隔离。其中，后两种现象的存在，导源于前一种隔离，由此产生恶性循环，黑人及少数民族问题便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民权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与此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居住区隔离问题是美国种族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
    第七，城市与美国新科技革命。美国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硅谷”的兴起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硅谷”兴起，由北向南，一路兴起诸多城市，如圣马特奥、帕洛阿尔托、山景市、森尼韦尔、洛斯阿尔托斯、丘柏提诺、圣克拉拉等市，最南面、也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为圣何塞，该市被誉为“硅谷之都”。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科技革命淡化了传统能源等因素对城市选址的限制，因此城市分布的自由度增大，西海岸城市得以成为时代的宠儿。新科技革命所促成的城市发展模式，多中心特点更加鲜明，地方自治有增无已。此外，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波特兰的硅森林、北卡罗莱纳的研究三角区等，无不是以城市为载体。
    新科技革命，还直接促成了所谓的“阳光带”现象，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城市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冰雪带”增长乏力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1990年人口规模重新划定的全国十大城市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圣迭戈、底特律、达拉斯、菲尼克斯、圣安东尼奥，其中有6个位于西部和南部。西部和南部面貌日新，虽不能取代东北部和中西部，但可望与其并驾齐驱。
    第八，美国城市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规律。192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而在这一亿人口中，已有一半居住在城市中，即所谓城市居民。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此前，主要是大城市的市区本身不断扩大，此后，美国大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功能相当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构成美国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要素。大都市区的郊区不断横向扩展，每当其外延地区达到大都市区规定的标准，便被划入大都市区进行统计。此后直至今日，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到1940年，美国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内，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里。这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又向大型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到2000年，80.3％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中。
    同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的发展相联系，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带（Megalopolis，也称巨大城市带）。目前已成型并为学术界首肯的大都市连绵带共有下列三个：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Bos Wash大都市连绵带，是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中经纽黑文、纽瓦克、费城、巴尔的摩，南至华盛顿特区，沿大西洋沿岸跨越10个州；中西部即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又称ChiPitts大都市连绵带，是以芝加哥为中心，东起匹兹堡、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西达圣路易斯，中有密尔沃基、哥伦布、辛辛那提，南绕五大湖呈半月形；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SanSan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区为主体，从北部的圣克拉门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这三个大都市连绵带的人口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地区，以特大城市休斯敦为主体的休斯敦-达拉斯大都市连绵带也在形成之中。很多美国学者据此认定，大都市连绵带是未来美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6]（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