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事行动的性质目的比较
    青铜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城邦社会，平原上耸立着上百个大小城市，各个城市的生命线都是对外贸易。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城市间频繁暴发战争。两河干流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线，连结、控制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贸易，河边建有大港口的城市就成为最重要的贸易枢纽、贸易点。因此，控制了两河干流、河边城市，就控制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线、贸易口岸、贸易权。加之，两河流域的城市因对外贸易而聚集财富。豪华的宫殿，巍峨的庙宇，富有的市民，引无数人发出贪婪的眼神，启动掠夺之野心。于是，平原上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泥版文书告诉我们，第一个有雄心统一平原诸城的乌玛城君主路伽尔扎吉西曾短暂地征服了“起自下海（波斯湾）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而抵上海（地中海）”的大片土地；阿卡德城创始者萨尔贡率军队目标直指河边诸城，将两河流域大部分城市纳入自己的控制，然后“洗兵器于海（波斯湾）”；萨尔贡之后的拉格什君主，“开辟了从上海到下海的商路”；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依靠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势力远达西方的叙利亚、西北方的小亚细亚和东方的埃蓝，“把自己的足从下海伸到了上海”；古巴比伦君主汉谟拉比南征北战，使巴比伦成为了东方、西方和北方商路的唯一主人；一代代的亚述王仗着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军队，攻下了一个个贸易要城，打通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让地中海的商业城市为自己纳贡……几乎每一场城与城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贸易线、贸易点和贸易权。战争中，一些城市胜利了，一些城市失败了。胜利的城市取得了更好的贸易机会与权利，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失败的城市则相反，经济势力逐渐滑落。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对外贸易需要军事行动的保护，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夺贸易权，其性质是经济掠夺而不是民族矛盾、宗教冲突。
    古蜀地处内陆，它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沿陆路、水路向其域外的中原、长江中游、滇以及南亚、西亚等地进行。
    古蜀与中原的商王朝有着比较广泛的贸易，其中最重要的交换物品是商王朝通过蜀购买滇地出产的青铜原料。古蜀与商在汉中地区各自建有军事壁垒，但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上来看，蜀与商的贸易关系是比较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双方只有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没有发生因贸易而起的军事战斗。
    蜀与秦在春秋前期即存在官方和民间的通商关系，蜀用以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到战国初，蜀、秦基本上保持着对等的与国关系，在贸易中未出现较大的军事行动。公元前451年后，蜀、秦围绕着争夺汉中重镇南郑展开大规模战争，但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政治势力扩张。
    蜀与长江中游很早就可通航。夏商时代，蜀王曾亲征三峡之东，战胜楚蛮，将其纳入蜀文化势力范围。伴随着蜀王东征，蜀与楚地的文化交往增加。其中，双方的贸易应是重要的交流方式。春秋中叶之后，楚文化勃兴，到战国早、中期，楚文化达于极致。随着楚国的强盛发达，楚、蜀间贸易也走向兴盛。漆器、织锦等是双方贸易的大宗物品。但其间，见于记载的双方战争只有一次，即《史记·楚世家》和《六国年表》所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贸易资料显示双方的战争与贸易有直接的联系，从蜀、楚双方当时的实力、地域、影响或可推测，这是一场以政治实力扩张为主要目的的战争。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蜀与滇、南亚、东南亚及西亚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而蜀与滇之间的南中（今凉山州、宜宾以及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又是贸易线的必经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刚刚确立不久，便开始了向青衣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的移民和扩张。雅安沙溪遗址下文化层揭示其地本是古代蜀人南下发展的驻足点之一，是古蜀王国扩张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汉源出土的蜀文化青铜兵器，表明古蜀王国曾在此建立过军事据点，可能充任三星堆文明南下扩张的前哨。在雅砻江与金沙江交汇之处的攀枝花市，也发现了一些蜀式兵器。汉源与雅安被大相岭相隔，一南一北，正好扼守古蜀与南中的交通要道。而攀枝花市紧邻滇文化区，表明古蜀对南中的军事控临直抵滇文化区。这些军事据点起着相当于后来“兵站”的作用，其实际战略目的在于控制南中资源、维护南方商路的通达和安全。
    古蜀对南中的这种军事控临，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化开始，到西周时代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让南中诸族为其附庸，步步推进。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王子安阳王即率将兵3万经南中远迁交趾（今越南红河地区），有学者认为这批兵将原本驻扎在南中，起镇抚和控临南中的作用。但是，没有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古蜀在南中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蜀与滇也未曾暴发战争。这表明，在古蜀对南中的控临中，军事行动只起着威慑、镇抚的作用。
    以上比较可知，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在进行对外贸易中，都有一些军事行动，但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规模更大，军事行动更频繁，军事为争夺贸易权的目的更加明显而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