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社会治理形态影响比较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因贸易和战争掠夺、纳贡聚集了巨量财富，各城邦之间以军事行动保护城池、争夺贸易权，造成了平原各城长期处于自然战争状态。这一情形对城邦内部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是城邦社会形态演变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处于城市文明的早期，城邦政体为神权时代。祭司因“传达”神的意志而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仰仗祭司“传达”的神的旨令。于是，每个城市都“找到”了自己的保护神，天神安努的乌鲁克、地神恩利尔的尼普尔、水神和智慧之神伊亚的埃利都、月神南纳尔的乌尔……神庙占据了城市在地理上和精神上的中心位置。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型建设工程的实施，尤其是频繁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城市社会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强有力的世俗王来领导社会。时代呼唤英雄，到早王朝时期，英雄时代逐渐到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王权政体，代替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统治者。泥版文书记载的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反映了这一变化，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的国王，他勇敢无畏，力大无比，他敢于得罪天神，并在一次搏斗中把天牛撕成了碎片。诗人惊呼：“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光！吉尔伽美什是人类之王！”人们炽热地歌颂人类英雄、世俗王。
    但此时的世俗王权还没能取代神权，吉尔伽美什“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而当阿卡得王萨尔贡靠人间的军队而不是天神的保护征服了平原诸城后，世俗王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王权得到了比“君权天授”更高一筹的权威。之后，军事战绩显赫、控制了“从下海（波斯湾）到上海（地中海）”商路的世俗王，都带上了“世界四方之王”这样霸道的头衔。王权成功地取代神权成为城市的最高权力，但王仍没有绝对的权力，城市精神支柱祭司对国王具有很大的约束力，重大决策要召开类似市民大会的会议来决定。城邦的权力系统是王权、神权和民权的混合统一。
    从神权过渡到王权，城市的最高权力不再由神来授予与保护，而是世俗权力，世俗王权的巩固只有现实地依靠军事实力。于是，城邦之王拥有、豢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一方面，城邦之王拥有对稀有资源的控制权，王权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金属、珠宝等物的进口，在宫殿区内开设作坊，加工金属器和珠宝，再出口销售，以其利维持王室的奢靡生活，维持军队等政权机器。另一方面，城邦之王命令、指挥军队攻击其他城市，掠夺其财富，迫使其纳贡，争夺其贸易权，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豢养更庞大的军队，巩固政权。这样，王与军事行动及对外贸易就结成了十分紧密的关系，军队、军事行动更多地融入了城市经济活动。
    王权时代的社会治理，除了精神治理仰仗宗教信仰之外，广泛的政治、经济生活秩序要靠王权来建立、维护。城市决策体制的相对多元性、民主性，经济生活的相对自由性、平等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要求等，要求世俗王用更加标准统一、时间连贯一致的原则制定公开的条文来管理社会。这就促进了法律的诞生。而只有军队才能够确保法律的实施。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就由王权、宗教信仰、法律的结合来实现。
    对外贸易在古蜀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有限，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军事行动很少，对外贸易中的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形态的影响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大不相同。
    古蜀在三星堆时代就有了一支常设的武装力量，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的玉器和齿形上下援青铜戈，以及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站立甲士雕像，可以充分证明一支常设军队的存在。再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双手反缚、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古蜀北方边疆重镇汉中发现的大量商代中晚期兵器，前已述及的沙溪遗址和汉源遗址等考古资料分析，古蜀军队的首要任务是对内维护政权、对外镇守的任务，而保卫贸易线的军事“据点”极少，规模很小，只是军队的次要任务。
    由古蜀军队性质及军队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三星堆时期古蜀军队是比较单纯的国家机器，较少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古蜀国王更多地是用神权政体来治理社会经济，保证对外贸易的安全进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是政教合一的象征；神树是天地之间、神人之间的“通道”，蜀王为“神”的代言人，按照“神”的意志训导民众、治理社会；青铜人物雕像群，大小不一、姿态不一、族属不一，聚合在一起，构成商代蜀王国统治阶级的群像，包括蜀王国本土的统治者及臣服于蜀国的各级统治者。这其中就有南中诸族首领。可见，三星堆时代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是神权为主，军事行动只是辅助手段。这就可以解释古蜀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很少的原因，也可以明白古蜀在对外贸易主线--南方丝绸之路上只有极少的军事力量就可保证贸易线畅通的原因。
    但是，三星堆城市高大的城墙，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建设，对外战争，要求强有力的世俗王领导。王朝变更，更加速了神权与王权的分离，到了杜宇王朝，社会治理已迈入王权时代。当神权、宗教不再是社会治理的第一要素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秩序赖以建立和巩固的首要工具就是军队。
    杜宇王朝有一支相当强的军队，成功地将古蜀国的疆域向四面拓展，北达汉中，西有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以岷山和南中为附庸。杜宇王朝之后的开明王朝，军队更加强大，古蜀疆域更加广阔，“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一字：山 + 番）”。成为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
    军队为古蜀开辟了大片疆土，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对外贸易的作用。如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南中已为古蜀附庸，于是，古蜀可以在那和贵州的里顺利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包括贸易。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大，是形成受军队保护的王权、神权、法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古蜀的社会治理形态受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的影响很小，几乎没有，而主要依靠宗教和军事实力为保障的政治势力来治理国家。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都是因为对外贸易而形成和兴盛、发展，城市经济形态、功能单一而且相同，城市间经济、功能不能互补，因而不能形成功能比较齐全的城市体系。这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地域相邻、文化相近、经济发达却没能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长长的贸易线上，耸立着数十个大小城市，城市经济都依赖于对外贸易，因此，确保贸易安全、争夺更大的贸易权，就只有依靠军事行动。这种性质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对城邦的社会治理形态产生较大、较深的影响。
    古蜀物产丰富，城乡间、城市间功能、经济可以互补，形成了功能齐全的城市体系，城市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较低，这是古蜀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并由此决定了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少，对外贸易中军事行动对古蜀社会治理的影响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蜀在社会治理中较少采取军事行动，正相反，军队是古蜀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并且，古蜀还通过军事行动扩大疆域及政治势力，更好地维护域内社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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