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对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不仅影响着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影 响着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思考。对这个问题的片面认识，会对我们的有关研究和 思考产生不良影响。现在有些人颇热衷于“引进”一些西方理论，并对其抱持“拣到篮 里即是菜”的态度，而不太注重、不去分析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由此很可 能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所以今天，我想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广为人知 的一部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为文本，谈一谈对现代世界的起源及发展这一问题 的重新认识。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认为：西方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 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毫无疑问，这 个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但它决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更不是“放诸四海而皆 准的真理”。
    1973年，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立即引 起重大反响，为他日后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打下了基础。在这本书中，他们比较 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理论：西方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 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此后，诺思不断完善自 己的理论，写出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他 或以他为代表的思潮被称为“新经济史”或“新制度主义”。
    从资本主义起源的角度看，诺思的观点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那是毫无疑问的，可以 说这是继20世纪初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以后最重要的贡献。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经济理 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一定的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史，也是一种创新，所有这些都 使这本书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同时，这本书又符合当时西方社会的特定需要 ，所以它的出版造成的影响，我国有人喻之为“一‘书’激起千层浪”，这样讲可能并 不为过。早在1980年，诺思的学生就为纪念诺思60大寿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他的一个学 生在前言中曾自豪地指出：“在过去23年中（通常认为，新经济史产生于1957年在美国 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史中没有一个题材未受到新经济史的修正 、重新解释或彻底变革，而且这种修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993年，诺思因其在经济 史和经济理论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当我们这样肯定诺思的理论时，不能把他的理论当成新的教义。他的理论是有 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决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诺 思的书是针对西方实行福利国家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发的，对其他国家来说，其中的 一些观点虽然很有启发意义，但他的书所服务的对象决定了它的论证和叙述的重点，他 的基本观点，他使用的方法等首先是针对上世纪70年代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的。 他的学生曾说过：“新经济史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是把经济史纳入应用社会科学的框架之 内。”也就是说，新经济史的着眼点就是应用--它用当代盛行的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 史，又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来推广这种理论。《西方世界的兴起》实际上是从新自由主义 的立场或从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来讨论制度、市场、产权等问题，与此关系不大的一 概被忽略了。其最终目的是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少加干预，让资本更自由地活动，这是 一种针对福利国家建立后资本受到“太多”干扰而提出来的理论，与两个世纪前亚当· 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的背景有一致之处。西方有一个叫杜格的学者专门讲到了诺斯的 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关系。他说“新制度主义”事实上并不“新”，因为它是达尔文以 前的东西，实际上是“旧”的。
    此外，诺思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的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使一个复杂的问题 变得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但由此也潜藏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大大简化历史现象，把 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事实简化成一个逻辑的而不是具体的发展过程。把他的书放在不同 的时代和不同的背景下，就会暴露出各种偏颇。
    从某种角度讲，《西方世界的兴起》不是一本经济史，而是用历史来演绎一种针对现 实问题的经济理论。实际上，该书的一些偏颇早在它出版时西方就已有人看到了；30多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 ，随便把他的理论套用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去，或简单地用它来衡量其他国家正在进行 的产权改革，也就是说如果把他的观点看成“一般的历史哲学”，那是很危险的。
    诺思的理论首先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当代第三世界国家 来说，经济的快速扩张都是广泛的公共政策与个人经济活动良好结合的结果，例如前苏 联、中国等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有过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发展速度，公共政 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想先谈一下诺思的理论中几个比较容易看出来的缺陷。
    第一，诺思他们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书出版后，罗斯托就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诺思他们“对重商主义的看法是过分斯密式 的（甚至是弗里德曼式的），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商业扩张、减少运输费用及为发明提供刺 激中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