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就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来 说，经济的快速扩张都是广泛的公共政策与个人经济活动良好结合的结果。完全的私有 制与纯粹的公有制一样，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前苏联、中国等在建国 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曾有过在私有制下不可想象的发展速度，就是广泛的公共政策在起 作用。不久前国内有学者指出，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 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而在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一纸命令，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什么异议 。还有，我国当时在中西部十三个省进行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的“三线建设”， 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 即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财力和人力办成一些大事。至于以后因过分采用这种手段而导致僵 化，并不能抹杀一定程度上这种手段的优点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二，诺思对财产权演变的叙述只限于西欧内部，这就使得整个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 财产权问题变得更不完整。我们知道，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西方人盛行的是两套财 产制度：在国内有一套，海外另有一套；而且不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对本民族人是一套 ，对外族人，特别是对有色人种，是另一套。即使是在国内，其制度政策有时也是让一 小部分上层阶级肆无忌惮地吞食小资产者。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中所讲的国 债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财产制度安排。
    只讲西欧内部的财产权的发展，不讲西方人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无法无天的屠杀和掠 夺；只讲白人对白人的制度安排，不讲白人对各有色人种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只讲一种 制度安排如何有利于大资产者，不讲或少讲它如何不利于小资产者，这怎么能说明财产 权的本质，怎么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呢？！连亚当·斯密都承认，“由于欧洲人 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 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第三，作者只专注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未顾及制度还有其他的功能，特别 是当一种制度发挥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作用时，它必须同时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如 社会保障，否则它所发动的经济增长将可能是短命的。这个问题同样在《西方世界的兴 起》出版时就被罗斯托看出来了。他在同一篇书评中指出：“诺思和托马斯的政治理论 没有为政府的各种福利职责留下位置”。据此，罗斯托还批评说：“总的来说，我发现 诺思和托马斯在讨论政府动员和分配资源时所使用的参照系是太简单化了，不能真正把 握他们所面对的各种现象。”
    第四，人口压力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必然向资本主义过渡。诺思采用波斯坦的人 口理论（该理论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有过压倒性的影响）来解释人类社会发生重大 历史变迁的原因。他说，“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 口增长”。这很难使人信服。因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并未 成为“压力”而导致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新制度的形成。
    诺思理论的不足之处当然不限于以上几个方面。比如，18世纪以来，荷兰已具备了诺 思所说的走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低地国家首先起飞的却是比利时，这也是诺思的 论述未能讲清楚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产生和现代市场经济形成时期，有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各国政府：保护私 有财产，到底是保护谁的私有财产，如何保护这多种多样的私有财产？这个问题如果用 诺思的理论来诠释，就会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因为，历史上的产权问题远比诺思所说的 更复杂得多。
    由于诺思所关注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所想解决的资本的自由问题，他很少涉及同时期 其他形式的财产的命运及各种私有财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他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起源 过程中的产权关系被严重地简化了。实际上，那时期存在多种多样的私有财产：贵族的 、“资产阶级”的、手工匠的、农民的等等。我们暂且把这多种多样的私有财产分成两 种：大财产或大资产与小财产或小资产。
    如果我们承认，保护私有财产，应该包括保护小财产或小资产，那么诺思的理论就会 显得捉襟见时，因为这样来界定私有财产，就可看到历史上保护私有财产问题的复杂性 ：
    首先，历史上大财（资）产和小财（资）产经常处于冲突之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政 府常常在这种冲突面前左右为难。
    举一个例子。在英国革命时期，平等派要求实行普选制，独立派则坚决反对，双方都 是围绕财产权展开辩论的。独立派的代表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激动地说，他之所以反 对普选权，是因为他重视财产。而代表平等派的塞克斯比同样激动地说道：“现在看来 ，好像是没有固定的地产就要没有权利了……我们觉得上当了！”这里意味着，谁掌权 谁就可能执行对自己有利的保护私有财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