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力续修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
    西夏建国前就占领沙州、瓜州，在沙州境内的敦煌莫高窟和瓜州境内的榆林窟为西夏管辖。两窟群自唐朝达到艺术高峰后，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而走下坡路。西夏占领这一带以后，隆盛佛教，修葺洞窟，使两窟群再次呈现出新的辉煌。据1964年考察，初步定莫高窟有西夏洞窟80多个。(27)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记载，莫高窟有82个西夏洞窟。(28)
    莫高窟在西夏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莫高窟西夏题记中有所谓“圣宫”、“朝廷圣宫”，(29)即是对莫高窟的称誉。(30)修建或重修洞窟需要大量财力、人力，在西夏这样偏安于西北地区的王朝，经济力量有限，大型佛事活动应以皇室或地方政府为主。可以推想，大规模修建敦煌莫高窟洞窟也应是西夏皇室所为。
    西夏洞窟中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十分普遍，成为西夏壁画的一大特点。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在莫高窟有关西夏洞窟中，有覆斗形窟顶的洞窟占多数，有69窟，其中以龙、凤为藻井的最多，共32窟。这类龙凤藻井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很高，把莫高窟的藻井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龙、凤不仅是吉祥的象征，后来还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龙往往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后妃的象征。西夏《天盛律令》不准民间以龙、凤作装饰的规定，正是这种中国式传统认识的法律化。莫高窟西夏洞窟中大量龙、凤藻井也可以作为这些洞窟为西夏皇室修造的重要参考。
    除敦煌莫高窟外，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石窟、天梯山石窟、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都有西夏石窟。西夏使石窟艺术再现辉煌，取得辽、金所不及的成就。
    这一时期，辽、金开凿的石窟不多。宋朝则接续前代在今重庆大足雕凿大足石窟，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优秀代表。大足石刻长期被湮没于荒山之中，鲜为人知。无独有偶，正是在其家乡武威发现著名西夏凉州感通塔碑的张澍，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任大足县知县时，游历大足石窟，留下诗文，高度评价大足石刻“古今所未有”，并把大足石刻部分内容记入嘉庆《大足县志》。张澍的这一重要发现与凉州碑的发现一样未能很快引起重视，直至一百多年后的1945年由学者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组成考察团进行科学考察，才为学界所重。张澍一生钟情学术，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执着的追求精神使其得获他人所未获，凉州碑和大足石窟都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注释：
    ①[宋]窦仪等撰、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卷1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②[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19，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③⑤⑥⑨⑩(1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362-363、367-368、110-130、404-405、378-379页。
    ④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121、155-167页。
    ⑦李范文：《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6卷第3期。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仁宗庆历八年(1048)正月辛未”条。
    (11)《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金史》卷110《赵秉文传》。
    (12)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41页；[俄]克恰诺夫：《吴兢〈贞观政要〉西夏译本残叶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增刊(西夏研究专号)。
    (13)史金波：《西夏〈天盛律令〉略论》，《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14)《辽史》卷45《百官志一》。
    (15)《辽史》卷61《刑法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