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商周时期的平民生存状况时，往往与古希腊罗马的平民乃至自由民 概念相混淆，其实两者在许多重大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这些重大差异恰恰是中 西方上古社会发展道路及其国家的职能与性质诸方面产生迥然不同情形的关键问题之一 ，并对此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两者进行较为细致的比较 研究，以理解两者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而不容混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中西 方上古社会进程之所以发生极大差别的相关基因。
    一、政治斗争的特点差异
    古希腊罗马社会可以说就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政治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平民顽强斗争了 两个多世纪，使国家不断趋向一种民主共和的体制，许多杰出人物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其精神之艰苦卓绝、规模之波澜壮阔、策略之明智理性，都令人感叹不已。
    首先，其平民为了斗争的需要而能组织起自己的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以阶层派系的 集体力量与贵族进行长期的对抗。在古希腊雅典，随着社会内部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不同经济地位利益集团的矛盾不断加剧。梭伦改革前后形成三大派系：一为贵族组成的 平原派，一为工商业主组成的海岸派，一为农牧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山地派，后两派主 体都为平民。从此平民与贵族的社会矛盾便以此阶层派系斗争的形式展开，或跌宕起伏 ，或异常激烈。罗马平民更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参加斗争，他们曾经在阿芬丁山上 建立一个公社组织，为与贵族斗争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到公元前471年，创设了平民 大会的组织，以共同协商作出决议的方式，有力地向贵族提出各种平等权利要求。在以 阶层群体力量与贵族的较量中，平民的斗争目标相当明确，就是为了获得平等的社会地 位和相关权利。
    其次是斗争的策略性，平民团体并非用极端暴力手段去消灭贵族以夺取权力，而是采 用一些理性办法逼迫贵族就范，在改良立法中达到缓和矛盾、妥协共容、平等权利的结 果。古希腊雅典，平民以酝酿起义的压力，迫使贵族让步，以选出能代表自己一定利益 的执政官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到厄菲阿尔特改革等 ，最后伯里克利的改革将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繁荣。古罗马平民更讲究斗争艺术 。当时平民为罗马军团的主力，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大敌压境时，平民随 即与军队战士一起撤到离罗马五公里的圣山上安营扎寨，贵族在惊恐中不得不与平民谈 判和解。平民最后通过“神圣约法”，选出数名保民官，参与国家行政、立法活动。据 有关史料记载，从公元前494年至前287年，一共进行了五次这样的撤离斗争，每次斗争 平民最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成果。
    在改革制度的过程中，主要是选出自己的代表进入最高权力核心，并在不同职能部门 间开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实践。古希腊雅典在公元前579年，在平原、海岸、山地各派 的争执下，最终如此分配十名执政官：贵族五名，农民三名，工商业者两名。最高权力 得以平分秋色。在不断改革的路途中，一度出现公民大会（立法）、五百人会议（行政）、 陪审法庭（司法）、十将军委员会等数个权力部门互相制衡的局面。
    古罗马保民官的设置，同样显示出平民制衡最高权力的力量。“在平时，则以十位平 民保民官代表他们。这十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在一个合法的狄克推多（即独裁 官）统治之下，否则，对他们施以强暴手腕便是犯了渎神和死罪。他们的职掌是保护人 民，对抗政府，无论何时，只要其中有一人认为必要，只用一个字veto--意思是‘我 反对’--就可阻止整个国家的行政机关之作为。保民官可以沉默的观察员态度，出席 元老院会议，把会中的议事报告人民；而使用其否决权，即可取消元老院决议的所有法 律力量。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住宅，日夜敞开大门，让寻求保护或求助的公民自由进入 ；而其庇护权，可给公民以相当于人身保护状的庇护。他若坐在裁判席上，即可执行法 官职务，他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除非上诉于族派会议。他负有责任为被告获得公平审 判，只要可能的话，使已判罪的人获得赦免。”（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 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在改革进程中，最后完成了元老院、百人团会议 、平民会议及执政官等多个权力点互相制约的共和政治体制。
    经过长达数百年坚持不懈的艰苦斗争，平民不断取得实质性成果，经济地位有相当改 善，并基本实现平等权利的目标。如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平民免除了沦为奴隶的威胁， 划清了自由民与外籍奴隶之间的界限，人身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 族通婚的限制。执政官及各类高级官员、陪审法官陆续向平民开放。在雅典，公民大会 为最高权力机关；在古罗马，其平民大会决议取得对全体罗马公民的法律效力。……随 着平民的政治影响与经济力量的增长，贵族中许多人抛弃门第之见，开始与平民上层结 好，互相联姻，逐渐融为一体，最终使平民与贵族融合为自由民阶级，在法理上乃至事 实上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国夏商时期，有关平民斗争的记载极少，只有几条内容不详的史料。如《尚书·汤 誓》载，民众对夏桀的残暴统治，只会消极怠工“有众率怠勿协”和咒骂“时日曷时丧 ，予及汝皆亡。”商代甲骨中有“邑人震”、“邑亡震”等卜辞，似乎是邑人骚动的记 载，但具体情况根本不清楚。商代末年，由于纣王的残暴统治，阶级矛盾激化，而《尚 书·微子》只说：“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也是含糊其词。
    西周春秋时期有关平民参与政治斗争的记载，以“国人”的有关事迹最为引人注目。 “‘国人’系国都中（包括近郊）士、农、工、商四种人，大致为下层贵族及上层庶民。 ”（注：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140页。）“国 人”是一个笼统的国家宗社基本民众之概念，一个政治等级相当模糊的地理范围概念， 不是某个确切阶层的社会组织或利益集团。
    童书业指出：“‘国人’（主要为士）在西周后期及春秋时地位极为重要。国之盛衰、 胜败，国君及执政之安否，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及兴盛，几悉决定于‘国人’。”（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140页。）“国人” 为什么在西周春秋时期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左传》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君主或贵族 大臣“朝国人”、“询国人”、“盟国人”的一些事例，这些情况都可从宗法制度中去 求得解释：国人作为宗族中的基本力量，往往在战事或夺权等斗争中显出其不可小视的 分量，所以统治者在执行重大事项前时或会对其进行一些咨询。然而这种咨询并没有形 成一种制度，国人也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更谈不上犹如“人民大会”这样正式的权力 机构。谢维扬指出：“商周时期的‘询万民’和‘朝国人’只是君主和诸侯为形成自己 的意见从而做出决断而采取的一种咨询方式，有时甚至只是向下属和臣民贯彻自己的决 策的一种布政方式。在商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使‘国人’或‘万民’成为社会的一个 权力点的任何制度。”（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3页。）
    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要数西周后期的“国人暴动”。《史记·周本纪》载： 当时，周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残暴统治激怒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国人又围太子静于召公 之所，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得免，国家一时无主，于是出现“共伯和干王位”的局面（ 注：《史记·周本纪》索隐引《汲冢纪年》。），简称“共和行政”。此次反对厉王的 暴政，并非国人单独行为，据宣王时期的铜器铭文记载，参与这场斗争的有“ 师氏人”、“正人”等贵族官员，上引“乃相与畔，袭厉王”之主语应为有关贵族官员 ，可以说这场政治斗争是国人在一些贵族官员率领之下的行动。郝铁川经论证后指出： “因此，所谓‘彘之乱’，就是以共伯和、师氏和官吏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推翻厉王统治 的一场内乱，不是什么平民革命和工商业者起义。”（注：郝铁川：《西周的“国人” 与“彘之乱”》，《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此次暴动且最后流 厉王于彘，“是共伯和、召公虎、固定公、芮伯、凡伯等王室改良派大臣利用民众愤怒 情绪精心策划的结果”（注：杨东晨、杨建国：《西周晚期“国人暴动”新论》，《学 术月刊》2002年第10期。）。
    相类事件在春秋时期也时有发生。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昭公无道，国人 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书曰 ‘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此次政治斗争虽曰“宋人弑其君”，实为“夫人王 姬使帅甸攻而杀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莒“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 ，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 。”同样书曰“莒人弑其君”，实由太子展舆率领。再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 莒纪公……多行无礼于国，（大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综观这几次政治斗争，它有 国人反对无道君主统治的积极意义，但仅此而已。由于国人并非是一个有着共同利害关 系而目标一致的平民团体，不存在古典古代平民阶级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有关斗争 内容，尤其是在宗法统治的制度框架之中，在贵族官员的率领之下，此类政治斗争的思 路只能以换君主（家长）的方式予以解决。前例西周国人暴动的结果是由诸侯（共伯和）代 理国政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统治方式，14年后厉王死，仍以其子宣王世袭王位，最后换 一个君主而已。后面几例也只是用暴力换一个君主。
    《左传》中大量史料记载都表明，国人往往为贵族间的权力斗争所利用，在一些贵族 官员的率领下，对另一批贵族官员进行屠戮。如《左传·文公七年》载：宋“穆、襄之 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载：郑“子驷帅 国人盟于大宫，……杀子如、孙叔、孙知。”《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郑 子孔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此类事例 不胜枚举。其中反映出国人已基本融入到贵族间的权力斗争中，成为其依靠的主要力量 。童书业精辟指出：“春秋时‘国人’起义频繁，多与大贵族作乱相结合，此其局限性 。亦有‘国人’单独起义者，唯多非正式起义，且规模较小。”（注：童书业：《春秋 左传研究》，第346页。）春秋后期，发生过几起工匠暴动。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 国“公使匠久”，工匠因劳动时间过长，又不得温饱，便激起暴动。却仍被贵族内部斗 争所利用，卫卿“石圃因匠氏攻公”，卫庄公出逃被杀，卫人另立其他宗室。此类暴动 的作用最多是使一些工匠摆脱官府的枷锁，或成为独立的小手工业者。而所谓工商业者 要求平等权利之类的斗争，在中国上古社会是找不到的。这样，“国人”虽有相当大的 能量，我们却找不到一件“国人”是为了平民阶级的集团利益而与贵族阶级进行政治斗 争的事例，而主要只能在贵族间的权力争斗中去充当被利用的角色。就如《史记·刺客 列传》中所描述的平民刺客，基本都是王室或贵族间权力斗争的利用工具和牺牲品。
    可见，古希腊罗马平民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在中国上古社会平民所参与 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它们的踪影。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平民已经能够意识 到平等权利诸问题，并能为明确的目标而进行长期斗争，而它在中国上古社会的平民中 却根本不可能发生？这问题需要从两者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关的制度文化中去探寻原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