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经济改革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日本战后经济 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是否等同于美 国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的改革，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怎样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 体制”等问题上。本文拟对此略述浅见。
    一、战前、战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概念，是在区别它既不同于其战前及战时实行的体制、也 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现行体制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在探讨战后型经济体制怎样形成 、何时成型及其特点等问题前，有必要对日本战前、战时实行的经济体制及其特征作一 概括，以便为战后型经济体制的探讨提供可比性参考。
    毋须赘言，日本是在近代经济的发育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因欧美列强“商品加大炮” 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就决定了世界史上晚产 、日本史上早产的日本资本主义必然带有若干独自的特征，其在经济体制上的反映主要 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军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有特殊地位。在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中，“富国强兵”居于首要位置，而从近代日本 先后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过程看，它实际上走了一 条“强兵富国”、最终“强兵败国”的道路，强兵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国策。
    强兵须以强大的军事经济为基础。从明治初期开始，日本政府便以幕藩工业为基础， 建立起一批近代军工企业，同时大力发展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铁路、通讯、钢铁和海运造 船业，即使在推行官营企业民营政策时，军工及上述相关生产行业也未受触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扩张欲望受到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约束，为了打破“白阀的专扈 ”[1]（p.132），实现向大陆扩张的梦想，日本在未来的战争必然是总体战的思想下，加 快了重化学工业的发展步伐，并于二战前夕建立起独自的军工生产体系，使经济上尚属 二流的日本具备了一流军事强国的实力，日美开战后，已有80%的企业从事军工生产， 国民经济的军事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其二，垄断经济下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在日本，垄断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国家的政 策导向密切相关。明治初期，三井、三菱等一批豪商及有政治背景的士族在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成为“政商”，甲午、日俄战争后，“政商”完成了向近代“财阀”的转变，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出现了鲇川、大仓等一批从事军工生产及殖民地经营的“新财阀 ”。经历了1927年金融危机和1929年至1932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垄断的规模和速度 均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据统计，1937年，仅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及其下属 公司的实徼资本额就占了日本全国的12.1%，1945年更骤升至25.6%，其中在日本全国金 融业中所占的比率为1937年的15.6%和1945年的32.4%，在重工业中所占的比率为1937年 的4.5%和1945年的31.7%[2]（p.246），日本成了财阀统制的天下。
    其三，对内经济统制，即实行统制经济。19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推行“松方财政” 完成了一次经济政策的转变，之后进入所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于19世纪末完成 了以近代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革命。但是，这个阶段极为短暂，进入20世纪后，私人 垄断即财阀垄断获得急速发展。私人垄断的弊端随着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暴露无疑，至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但不可“放任”、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修正”的 观点成为当时经济思想的主流，而将这一思想付诸于实践的主要是政府官僚和军部，其 手段是修改现行经济制度，推行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的本质是国家垄断。这种统制是通过制定《重要产业统制法》、《临时资金 调整法》、《输出入品等临时措施法》、《军需企业法》、《国家总动员法》、《生活 必须物资统制令》等法令强制推行的，其统制机构除了政府各主管省厅外，还有分属于 各省厅监督和领导的各种统制会，统制会的触角则伸到中央和地方的各个角落，乃至于 所有企业和家庭。在日本全面侵华至最后战败的8年间，经济统制遍及生产、流通、分 配、消费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面目全非。
    其四，对外经济封闭。德川时代的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经济发展缓慢。被迫开国 后，日本却分享了近代科技和经贸交流的利益。二战中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损害了 其他列强在中国的殖民权益，导致对外贸易被全面封锁，而对外经济交流路径的堵塞， 既是导致其最后战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制约其战后经济复兴的重大障碍。
    军事性、垄断性、统制性、封闭性的四个特征，作为战时经济体制的遗产留给了战后 ，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可以定性为“改革”，改革又是 通过谁之手、怎样的过程实现等问题，可以通过与战前、战时经济体制的比较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