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把历史分期问题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扯在一起，似乎历史分期问题谈不清楚，证明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没有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高度，这就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个国家和民族所处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只有考察它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在1849年曾经列举过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是“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以后他和恩格斯又了解到在古代社会之前，还有一个原始社会阶段。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时得不到共识，通过讨论也可以把对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引向深入。如果因为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就认为这种问题没有学术意义，那么人文学科中许多长期意见不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是不是也都可以看作没有学术意义，都应该停止研究和讨论呢？我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当然，有的学者主张不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用其他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特征来命名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尊重学者们自己的选择。但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你不能否定了这个理论，又宣称你还是唯物史观的信奉者。你也不能认定只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才科学，唯物史观根本不科学。历史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见解，包括历史分期问题，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谁都不能自封只有自己的意见掌握了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不断地科研实践的检验，最终总可以看得出谁的意见比较正确。
    二 学术思想上应该百家争鸣，治学方法上应该多方面探索
    问：现在我们看到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的主张的，在研究的方法和领域上也有很多新的倾向，比如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文化史热”、“社会史热”，此外还有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等方面的探索。对这样一种现象，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林：在史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上，应该开展百家争鸣。有人主张按照西方的理论、方法发展史学，有人认为只有回到乾嘉史学才是正宗，我看都无妨让其保留各自的意见。我是赞成在我们国家，历史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我对在学术研究上作出成绩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很尊敬。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可以相互切磋和开展批评，但不要去划分谁是左谁是右，那没有什么好处。“左”、右是个政治概念，不要轻易来判断学术问题。建国以后，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把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提到政治层面上来，这种做法对历史学破坏最大。50年代初期情况还是不错的，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展开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都可以展开讨论。反右派以后就不行了，经过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右倾思想，学术讨论不仅变成了学术批判，而且变成了政治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剩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的大批判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极左，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很有利的。但什么事情都怕片面性。现在不会有人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见解乱扣帽子、上纲上线了。可是严肃的、深刻的学术评论和正常的学术批评似乎也被许多人视为畏途了。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不应该拒绝学术批评，而应该是欢迎学术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是一件好事情，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弥补我们知识结构的不足。但任何一种引进的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如果不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如果完全不顾中国的史学传统（包括实证史学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另起炉灶去构筑自己的所谓新体系，只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比如80年代对系统论等“三论”讨论得很热烈，似乎它将给中国史学界开创一个新局面。“三论”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方法，我们在研究中是可以采用的，但指望通过“三论”来使历史学发生根本变化也是不可能的。在“三论”热一开始时我就曾经说过，它恐怕只开花而不结果。实际上两三年以后，也就“凉”下来，在学术上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重视的成果。有两三篇文章就想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只要是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可以吸收，包括像“三论”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比较起来，我对法国年鉴学派更感兴趣一些。它的长时段的理论，整体性的理论，以及对社会生活史的关注，都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从某种意义说来，年鉴学派的有些理论和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比较接近的。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又应该看到，从基本理论说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又有根本的区别。总之，我认为对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我们第一是不要思想僵化，不要固步自封，要有个开放的心态；第二是自己要有个主心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要有坚定的信念。有人说，学术研究不能搞民族主义，我说民族特色与民族主义根本是两回事。经济的全球化不能要求意识形态也全球化，不能用世界主义来代替民族特色。不仅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应该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欧洲情况所作的一些论述，我们也不能一概当作普遍原理来剪裁中国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对这个问题，也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比如可以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应用这个理论研究中国历史时，又存在一些什么缺点和失误？今天这个理论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等等。又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步入近代的历程为什么步履这样艰难？东方和西方在历史发展道路上究竟有没有区别？这些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其实都是不能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应该用一种理性的态度与平和的心态来继续讨论。有人认为讨论这些问题永远得不出结论，没有用处。这种轻视史学理论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不重视理论，史学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怎样理解历史的多样性、特殊性、统一性，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只靠分散的和零碎的实证研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社会史、文化史、心理史学的研究，可以说都是历史研究的生长点，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个是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文化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的研究中怎样作到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历史实际，而不应该是先验的模式和概念。社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社会史还是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有的人批评说，解放以后把社会史的研究砍掉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什么是社会史？应该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等等。这里面如社会生活（包括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解放以后确实注意不够。但是在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如阶级结构、宗法势力等就不能说都被砍掉了。傅衣凌先生在解放后一直很注意农村宗法势力和乡规民约的研究，而且作出了不少成绩，他和他的学生可以说就是社会史的学派，怎么能说解放后没有社会史的研究呢？解放后，我们缺乏对文化史总体作宏观的研究，也缺乏对社会下层文化的研究。但作为文化史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史、史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成果还是很多的，也不能笼统地说解放后文化史研究被取消了。
    第二个问题，上述这些学科情况也不一样，如心理史学在西方也不是主流。它可以是个专门的学派，有人专门进行研究也可以，也应该尊重，但心理史学毕竟不能摆到和社会史、文化史同样的重要地位来看。我总是强调历史要靠实证，离开实证不足以说明问题。心理的东西有些是很玄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身就有争论，你还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说明历史，这样行吗？可以有少部分人搞，说它有很大的功能我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