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在爱国主义学派盛行时曾达到历史的高峰，但其研究方法却是非客观和非科学的。科学史学派一改爱国主义学派的“唯美与浪漫”的手法，不追求理想化的效果，从选材到评估均强调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怀特在《历史指导》一文中指出：“把传记作为一种历史教学手段能使历史显得更为真实、生动。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象传记那样能使历史大事件的发展脉络、伦理道德如此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06页。）科学史学大师对传记的推崇使传记教学在他们的教学计划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哈特曾要求学生在学期论文中至少要写一篇以传记为主题的论文。科学史学派最宏大的传记著作是《美国政治家》。这部多卷本传记丛书收录的材料与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课堂教学内容。《哈佛指南》在给各院校历史图书馆的推荐书目中把这套丛书列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06页。）
    为避免在写作传记时陷入一种“史料+史料”的误区，哈特强调：“真实、生动的历史不是事实的罗列与堆积，它应该将生命之气吹入逝者的躯体，使之复活。历史写作是一门艺术，历史学家要象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那样，使自己的作品栩栩如生。但不同的是这种艺术要求历史学家既要做一名哲学家，又要做一名预言家和诗人。”（注：哈特：《历史的想象力》（Albert Bushnell Hart,Imagination in History），载《美国历史评论》1910年第1期，第246页。）哈特的这种治史标准表明他已意识到跨学科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哈特本人在1899年撰写了一部传记《萨蒙·波特兰·蔡斯传》。（注：李世洞、黄安年编：《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第240页。）科学史学家的传记教学与研究一方面活跃了历史教学，另一方面也给现代史学工作者留下了一笔考察历史人物的宝贵遗产。
    对政治与史学关系的强调是科学史学的另一重大特色。亚当斯声言：“人类历史的主流是在政治的航道上流穿。”（注：亚当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吗？》（Herbert Baxter Adams,Is History Past Politics?），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科学学报》（JHUSHPS）1895年第4期，第1页。）他们对“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的公式的膜拜驱使他们把重点放在政治历史，从而完成了美国史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宗教观转为政治观的历史使命。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说：“我们国家的希望就在于我们要相信这样一个信念：‘当那些令人不安的政治问题在大众面前反复讨论时，人们就能对此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对去的历史已证明这种希望是正确的。……如果政治问题不能正确处理，这是因为，也只有因为这些问题未能很好地在大众面前探讨。”（注：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不可抵抗的趋势》（Charles Kendall Adams,Irresistible Tendencies），载《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899年9月刊，第297页。）为宣传其政治史观，他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院创立典礼上作了“政治学与国家昌盛的关系”的讲话。许多科学史学家也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阐述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代表作为：哈特的《美国的政治特色》；怀特的《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历史学课程指导》；查尔斯·肯代尔·亚当斯的《不可抵抗的趋势》；亚当斯的《马里兰在美国土地割让中的影响》等。这些众多论文均针对现实问题，揭露政党分脏制的丑闻和地方政府的问题，描绘了各社会阶层的走向和未来，这种对政治的关注无疑有利于美国民主的完善。虽然科学史学家只聚焦“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排斥和淡化经济和文化因素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埋下了进步主义学派取代科学史学派的楔子，但科学史学家把这种史学研究的政治观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培养了象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那样的一批干练聪慧、思维敏捷、具有政治洞察力并富有渊博历史知识的美国政界精英。
    为推动科学史学，1895年美国历史协会创立了一个下属机构“历史手稿委员会”，其任务是编辑、索引、收集一切与美国历史研究有关但尚未出版的史料、文件、记录等。一年后该委员会向协会递交了一份厚厚的年度报告，其中附有大量的有价值的文件、书目。（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7页。）1899年美国公立档案馆成立，以监督各州档案馆的管理。十年内，24个州制订了保存未发表的文件和纪录的条例。（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7页。）在“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精神激励下，阿拉巴马大学、密西西比大学相继建立了档案历史系。（注：海厄姆：《美国职业史学史》，第18页。）1907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身“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协会”的成立表明美国一些著名业余历史学者已开始融入美国职业史学的主流，而美国档案馆的建设和发展标志着美国历史研究专业化形成期已经结束，科学史学已完成历史研究专业化、职业化的历史使命。
    三、历史地位
    对于科学史学的历史地位，美国史学界至今尚未能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史学权威约翰·海厄姆依据自己对科学史学家作品中的哲学观念的探讨、该派在美国史学领域的地位及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角色考察，否定了科学史学的“科学”之说，指证科学史学的“非客观性”和“非科学性”。（注：约翰·海厄姆：《历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泽西1965年版，第147-170页。）1977年《美国历史杂志》第四期刊登了戴勃拉·L·海恩斯一篇题为《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的论文。该文避开了海厄姆只将科学史学家视作历史撰稿人来分析的误区，将视角转向科学史学家在历史教育领域的成就，较为客观地阐述了科学史学在历史教学领域的历史地位。纵观科学史学的运作历程，笔者认为科学史学在美国史学笼罩在极度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雾霭下以其科学史学观“实事求是”取代了美国史学“天定命运”的神学观，把美国史学导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史学的历史贡献有以下五点。
    其一，科学史学带动了世界通史、欧洲史和国别史的研究。《哈佛指南》在1896年宣布：“如果不经过通史的训练，不能将美国史与其他国别史进行比较研究，此人就不能称得上是美国史专家。”（注：海恩斯：《科学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形成时期》，第910页。）这种跨国史的研究开拓了美国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培养了一批精通它国历史与政治的学者和政治家，疏通了美国与欧洲及世界各国的各领域交往的航道，为美国了解外部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理性思维模式，从史学角度促使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摆脱“孤立主义”理论的束缚，步入“全球主义”的时代。
    其二，科学史学的客观历史观培养了一代学人。亚当斯是“条顿理论”的信奉者，“生源学说”在美国的最早传播者，但他并不坚持其学生要对“条顿理论”进行特别的阐述，相反，他鼓励学生向传统历史研究进行挑战。在其严格治史观的训练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脱颖而出，其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创立了“边疆论”，把美国历史研究从传统的条顿理论框架中解构出来，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伍德罗·威尔逊和职业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詹姆逊曾师从亚当斯，这二位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沿循亚当斯地方史的研究方向，而在于他们走上了一条与亚当斯完全不同的研究道路。威尔逊1883年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由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对比较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他希望能在亚当斯的指导下继续其比较政治的研究。出乎威尔逊意外的是亚当斯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而且还在威尔逊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亚当斯说：“威尔逊对政府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学术研究。”（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威尔逊的论文《国会政府》（1885）虽然背离了其导师的研究方向，但他对问题的比较研究方法完全是从亚当斯那儿学到的。（注：海厄姆：《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与地方史研究》，第1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