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是西汉末年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早年以作赋著称，晚年致力于沉思。《汉书》本传赞扬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又说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虽属模拟之书，却亦不失为新的创作。实际上，他是选定了当时各类著述中居于第一位的著作，作为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扬雄虽然没有留下专门的史学著作，但其《法言》的一部分，“则在用心上是拟《春秋》”，只是“当时及后人被他瞒过了”（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扬雄论究》。），并且提出了一些史学的重要原则，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历史观和史学观
    在扬雄看来，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曾明确指出：“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认为社会历史的变迁是难以预料的。其《太玄赋》也说：“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极！”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事业，也是有盛有衰，曲折复杂的。他具体论述说：“往者周罔解结，群鹿争逸，离为十二，合为六七，四分五剖，并为战国。士亡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过去，由于周朝不能消除怨恨纠纷，遂使诸侯并起，群雄逐鹿，离合兼并，逐渐形成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的局面。朝代在不断更替，也没有固定的君臣关系。而历史发展到汉代，“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侯；制以质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则完全是一派疆域辽阔，统一富强，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象。
    照上述材料来看，扬雄是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种进步性的过程。他在《法言》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他以为，人类最早处于原始的蒙昧状态，经过圣人的开辟创造，才进入了有礼法的文明社会，所谓“鸿荒之世，圣人恶之，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注：扬雄：《法言·问道》。）；夏商周都是其乐融融的盛世，“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下周者，其书谯乎”（注：《法言·问神》。）；自春秋战国以至秦朝，是兵戎相见，诸侯兼并的战乱年代，“齐桓、晋文以下，至于秦兼，其无观已。……所谓观，观德也。如观兵，开辟以来，未有秦也”（注：《法言·寡见》。）；而到了汉代，历史又进入了清平昌盛的辉煌时期，“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唐矣夫”（注：《法言·孝至》。）！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扬雄具有一种“历史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观念”（注：李英华：《第二部论语》，载《孔子研究》1997年2期。），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明确表述出来。
    扬雄的这种历史发展观，是同他推崇阴阳交易的辩证思维分不开的。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阴阳、刚柔等对立面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了“盛则入衰，穷则更生，有虚有实，流止无常”（注：扬雄：《太玄·玄摘》。）的永恒的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所谓“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将来者进，成功者退；已用则贱，当时则贵”（注：《太玄·玄文》。）清浊即阴阳，阳清而阴浊。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上升阶段的正在发展的事物，尽管它微贱、弱小，却是极有生命力的；处在下降阶段正在衰退的东西，尽管它很显贵、强大，却是走向灭亡，是可鄙视的东西。他特别重视事物更新的发展，提出了“好其所新”的崭新观点，这就是《太玄摛》所说：“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扬氏的辩证思维，反映到历史观上，则形成了他关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观念。
    扬雄还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因与革的问题。他指出：“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注：《法言·问道》。）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因袭有扬弃。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就要继承保留下来，不能盲目抛弃；反之，凡是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的过时的东西，就要坚决加以改革，不能固守陈规。据此，他又针对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明确提出：“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注：《法言·问神》）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措施和规范，并非天造地设，不可改变，而是依据时势变化的要求而制定、修改和不断完善的。他说：“五帝垂典，三王传礼，百世不易。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萧何律于唐虞之世，则誖矣；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则惑矣；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则缪矣；有谈范（睢）蔡（泽）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则狂矣。萧规曹随，留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阺隤，唯其人之赡知哉，亦会其时之可为也。”（注：扬雄：《解嘲》，见《汉书·扬雄传》。）这就有力地打击了董仲舒“奉天法古”的倒退历史观。
    扬雄还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因革、损益，关系到国家事业的成败。他在《太玄》中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注：《太玄·玄瑩》。）因循即沿袭、继承。革、化即变革、变化。矩范即法式。这段话说明：第一，“因循”与“革化”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两个对立方面，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第二，“因循”与“革化”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有其重要作用。有革而无因，事物就不能发生；有因而无革，新事物就不能形成。第三，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只讲一面，偏执一方，就不符合事物变化的法则，就不能使事物顺利发展。只有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既因又革，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第四，“因循革化”也不是随意妄为，而是因要合理，革要适时。第五，“因循革化”不仅是自然界，也是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法则，是事业成败的重要条件。此种学说，充分展现了扬雄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五德终始”的循环史观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始终乎！”（注：《法言·重黎》。）对“五德终始”说伪造骗人的本质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扬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评论史书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注：《法言·重黎》。）太史迁，指司马迁所著《太史公书》，即《史记》。这里他提出了写史书的三个方面问题：立事即叙事；品藻即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实录，是说要有文献及事实的根据，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唐刘知几著《史通》，有《叙事》、《品藻》、《直书》专篇，同样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要注意这三个方面，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曲笔阿世。可见，扬雄所云虽然简略，其影响却相当深远。
    扬雄主张实录直书，重视对史事和人物进行褒贬，对历史作出公正的评论，这就是他所说的“品藻”。《法言》一书以大量的篇幅来品评人物，甚至专门辟出了《重黎》、《渊骞》两篇。《法言》的人物品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所作的批评，一是从政治立场出发所作的历史性评价，但其中都贯穿着一条准则，即以儒家思想为标准，所谓：“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覩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理）一也”（注：《法言·学行》。）。一切都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同时，又辅之以道家思想。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深深地影响了班彪、班固父子。他开启的品评人物的学风，对魏晋玄风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