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从夏商周到明清，赋役租税制度代有变化，赋役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 程，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在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中具有支配地 位的均平观念。而颇为奇怪的是，在所有关于赋税赋役制度、赋税赋役政策以及赋役思 想史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个贯彻始终而少有变化的东西，却少有关注。检索《四库全书 》，关于“平均赋役”、“均平徭役”、“均赋税”、“平差役”一类的提法，出现有 900多次，频率可谓高矣。如果仔细考察这些材料，分析赋役思想中的平均观念，探讨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思想的文化内涵，无疑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 特别强调平均和公平的思想特征。
    一 “治国平天下”政治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是著名的“治国平天下”说。大学之道曰：“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 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注：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34页 。）这一学说的核心有两点，一是要求“欲明明德于天下”的政治家们，要献身于国家 的治理，以治理好天下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且治国平天下要懂得从正心修身齐家 做起，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能否 治理好国家天下，与个人的自身修养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二是儒家的这个“治国平 天下”说，其内涵还包含着如何治理天下、将天下治理到何种状态的问题。“平天下” 重在一个“平”字。“平天下”就是“平均天下”或“均平天下”，就是要用“平均” 或“均平”的思想和方法去治理国家或天下，要建设一个以“均平”为特征的至公至正 的理想社会。（注：关于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这一层含义，以往人们有所忽略。 笔者近日所撰《儒家“平天下”思想研究》一文，对这一思想做了详细考察，此处不再 展开。）实际上，“平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来看待的话，它的文化特征还是重在“ 均平”二字。“均平”就是古代治理天下的基本理念。
    从文化的角度说，“平均赋役”实际上就是“平天下”思想中的均平理念在赋役制度 、赋役政策、赋役思想中的反映或体现。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古代人们不管是制定赋 役政策，还是讨论赋役问题，或是阐释赋役思想，几乎都离不开“均平”二字。“平均 赋役”、“赋役均平”、“均徭役”、“均赋税”、“平均差役”、“力役均平”等等 一类词语，在古籍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们以之为关键词在《四库全书》中检索， 此类词语出现了905次之多。统计结果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 、赋役思想的侧重点，即在于“均平”二字。现在，就让我们的思维回到这些词语的语 言环境中，去捕捉其中的文化信息。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治世理想。其集中表现就是《礼记·礼运》篇所 描述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 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注：杨天宇《礼记译注》，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2-363页。）这段以孔子的名义传世的社会理想，是无上美妙 的。它是一个天下为人民所公有的社会，选择有贤能的人做社会领袖，人与人之间讲求 信用与和睦，整个社会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育，鳏寡孤独病残之人也能得到照 顾和赡养。各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职业，财物不据为己有，工作卖力而不偷懒，阴谋 诡计闭而不兴，乱臣贼子也不会产生。天下为公、和谐公平是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但 是，以孔子这样的思想家，是不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的。他虽然向往这样的社会理想， 但也知道当时的时代非其时矣。于是，他退而求其次，不求大同，而追求比较现实的“ 小康”。他接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 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 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 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注：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4页。）以禹、汤、文、 武、成王、周公六代君主为代表的时代，就是比较理想的小康时代。
    小康社会的政治理想，作为一种整体文化观念，它要贯彻到国家所有的大政方针上去 ，而在赋役赋税制度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就是要突出“均平”二字，以“均平”治赋税 而治天下。宋人张栻《癸巳孟子说》中云：“世有今古，而理之所在不可易也，有圣君贤相起焉。本先王所以仁民者，竭其心思，揆以天道，协于时义，而损益之，其公平均一之道，盖有可得而求者矣。”（注：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三，四库全书本。）这种圣君贤相治理社会的公平均一之道，体现在赋役赋税制度上，就是“平均赋役”。宋人刘随《上仁宗论水旱虫螟之异》中说：“臣闻天地定位，阴阳运行二气至和，万物资始。且上天不言，不能自治，遂生圣人以治之。圣人至尊，不能独治，遂求贤明以佐 之。苟圣人推诚以御下，贤臣尽忠以事上，刑罚当其罪，爵赏合其宜，赋役均平，暴横 不作，天地之间无一夫不获，无一物失所。”（注：《宋名臣奏议》卷三十一，四库全 书本）显然，刘随对仁宗皇帝的上书，也认为“天地之间无一夫不获，无一物失所”的 均平境界，才是圣人所创造的理想社会，也才是修齐治平的终极目标；而这也只有通过 “刑罚当其罪，爵赏合其宜，赋役均平，暴横不作”才能达到。在张栻、刘随这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看来，“赋役均平”是儒家平天下政治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可以说，历代王朝的赋役赋税制度或政策，都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实践。
    首先，历代政治家或思想家将“平均赋役”作为治国方略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张栻 《癸巳孟子说》卷七中说：“盖善养老，则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 见其然，是以乐从之。自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而下其善养老之道也。以制田里为先者 ，田里之制不定，则多寡贫富之不齐，而政教亦末由行也。惟先制其田里，使各有常产 ，公平均一，而俱无不足之患，然后政教可行焉。”（注：宋张栻《癸巳孟子说》卷七 ，四库全书本。此段话中的定“田里之制”，实际上讲是平均赋役的问题。周代的田制 平均，意在均平赋役。首先，田地按其肥瘠、户等而平均分配；其次，按分配的土地情 况固定征收租税力役。平均土地本身就意味着平均赋役。《周礼·地官·小司徒》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 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地与均赋役是一回事。）
    南宋时人监察御史虞俦在一奏折中说：“臣愿陛下躬行节俭，减省冗费，不专以区区 财赋为急。明诏大臣，精择守令，且以惠养斯民为先，俾之以课劝农桑，平均差役，安 集户口，理断狱讼。盖农桑既劝，则民有余财，差役既均，则民有余力，户口既安，则 民无流移，狱讼既理，则民无冤抑，虽有天灾不能使之困，虽有奸民不能使之乱，人心 既固，邦本永宁矣！”（注：明杨士竒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七）
    这两条材料都强调了平均田制和平均差役，对于天下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做到了这些 ，才能邦本永宁，政教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