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考察历代地方官均赋役政绩所获得的社会反响。老百姓对赋役平均所给予 的热情称颂，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心理需求。《山西通志》卷二百四收有郝希文所撰《彻 里公德政碑记》一篇，记监邑彻尔特穆尔、大尹葛君之政绩，说二君“莅政于庚子之春 ，二侯一见，肝胆相照，亲若兄弟。乃相谓曰：比见同僚不和，以病民者多矣。况今天 下多事之秋，纵不能施善政以养吾民，奈何蹈其辙以困吾民乎？于是相与立法度，振纪 纲，均赋役，量民力之有无，视土田之肥瘠，分乡社为九等，赋役既均，事至物来，随 其大小高下应之而无难焉。”这一德政碑，历数了二君的诸多政绩，然首要的最突出最 得民心的还是均赋役的功德。老百姓能因此而为之树碑立传，反映了社会大众推崇或向 往均平的社会心理。
    明危素所撰《说学斋稿》中有《休宁县尹唐君核田记》一文，实可窥其人民百姓对平 均赋役之向往。文曰：“国朝以五事六事责成于守令，其目皆曰赋役均。嗟乎，赋役之 难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南则取诸土田，户口之贫富无恒业， 土田之贸易无恒主，由是虽欲其均，卒莫能均，况于守令之忧民者至鲜，而贪残舞手其 间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泽不及于下，果谁之咎欤？予尝求能核其有田无税、有税无 田、以定力役者，盖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间绍兴新昌县尹李君，其一大德间金溪县尹赵 君，其一同知余姚州事刘君，盖皆能终始，卒成其事者。民之蒙惠，岂其微哉。顾今又 闻吴兴唐君为县于徽之休宁，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问民不便 者，皆以赋役不均告。君曰：吾不可使胥曹任其事，为其并缘为奸蠹也，乃聴民自推择亷而干实者诿之。五月甲子，乡各举二人，君置酒县堂，申命之，戒以毋私毋扰毋欺。期三月，以籍至县，八月讫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悦，歌咏载道，于是父老请伐石纪其事。”（注：明危素所撰《说学斋稿》卷一，四库全书本。）均平赋役，事关生民之休戚，体现着中国人传统的崇尚公平公正的心理原则，老百姓对唐君的均平之举，表现出了极大的欢欣鼓舞之情，所谓“民情大悦，歌咏载道”，伐石纪事，为之立碑，着实反映了民心之所向。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艺文》，载有明代《上犹县均田记》一文，记曰：“江 都楼君奉檄往摄邑事检牒，矍然叹曰：‘……夫田亩弗正，则赋税无均；赋税失核，则 讼狱繁作，政之不获所平，其此之由乎！乃舍茇于郊，躬程督诸役就事，视沃推瘠则耆甿 差其壤，度袤絜广则量人执其准，揆画形图则史书记其曲，分积勾股则榷算陈其数，不 再月，事讫功竣，四距咸周，三壤并则，计田成亩，而审较之分明，即亩制赋而虚诡之 弊绝。盖自是田以户归，故赋无漏稽之籍；户以丁实，故役靡滥追之扰。士兴学而民赴 业。市野欢歌，不知惠之所从出者，于是士谂于民曰：昔之患苦其谓何？今之乐顺其谓 何？非司理君，孰为之也？乃相与建祠祝君，而因树石祠中，以状征余言镵之。石楼君名 懋中，余南都所校士，世以科第显江都，其善政在南安非一事，而上犹人颂思其治绩尤 众，余所记特重均田，故不及附书。”（注：《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四库全书本 。）这篇专记均田的碑文，实在感人。楼君在上犹“治绩尤众”，但人们特别看重的是 均田之举，并由此出现了“市野欢歌”的社会局面。像以上这样因为平均赋役而赢得老 百姓的称颂，百姓为之立碑纪念的，在四库全书本中《江西通志》、《山西通志》、《 陕西通志》、《河南通志》、《广东通志》、《钦定八旗通志》、《湖广通志》、《钦 定续通志》、《说郛》、《类说》均有记载。
    综括全文，我们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向等方面，考察了中国古 代“平均赋役”的思想、政策和实践，分析了其中所蕴涵的“均平”理念。在这里，“ 平均赋役”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鲜明个案。个案中透露出这样的文化信息 ，即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崇尚公平、公正的民族，而古代的平均观念中就包含着公平、 公正的思想要素；因此，“平均”或“均平”就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扭结， 一个不可忽视的范畴。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均平”文化，是 在一切思想和实践的领域，都特别强调平均的文化传统。“平均赋役”的制度或政策，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稳定社会统治的需要，但它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心理对它的要求 ，人们崇尚平均，统治者必须以平均来治理；另一方面，在其赋役制度或政策的设计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平均理念的主动支配，毋宁说，它就是平均理念的外化或体现。崇尚 均平，不只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心理，也是统治者尊奉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