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澍的道路--“改行”治学
    黎澍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名分，在他生前已由其问世的论著所论定了。可是，走上这条治学之路，却非他早年本人定下的志愿。记得当年他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地说起，早先只是想做一个“办事的”，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钻到“学问堆里来了”。说自己想做个“办事的”，是自谦，是打趣，但是，年轻时他立志于为国家民族做些有益的实事，却是事实。上大学读的是法商学院，以后又操办爱国的革命的报纸、刊物，无疑都是身体力行着这种“办实事”的人生信念。
    可是黎澍早年从事了十多年的“实业”，却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性很强、思想性很强、理论性很强，甚至也有相当学术性的文化事业，于是他原有的学识根底、理论素养、辞章文采，都不能不逐渐“泄露”于人前。何况那时他在“业余”也渐渐地插足学界，这有他于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专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一书为证。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也罢，说适逢其会也罢，反正新中国开国伊始，急需用人之秋，黎澍便身不由己，被有识而有权的人士慧眼赏识，选调进京，分派去充当支撑新的文化大厦的柱石之材了。在担任过短期的新闻出版界的职务之后，他得以专事理论与学术研究工作，自此他乃登堂入室，正式成为远近知名的历史学家。
    这样的“改行”，对于黎澍来说，当然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一则，以他处世做人的态度，绝不会拒绝服从国家建设之需；二则，就本人的自身素质与秉赋而言，他本该就是学界中人。总之，黎澍之终于成为名实相符的学者，无论对社会来说，还是对他本人来说，都是用人所长、人尽其才的大好事。所以自50年代初期定位于此之后，黎澍便不管风吹雨打，矢志不渝地走在历史研究这条学术道路上。直到十年前辞世前夕，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手迹，仍是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草拟的论文纲要《五四感言》。“耿耿此心在，仰视浮云白。”治学的赤诚与执著，天可怜见！
    黎澍论学的神髓--解放思想
    治学而有成就者，自然无不遵循着某种奉为圭臬的治学态度，运用着某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不过有的学者只是把成果示人，至于他们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则从未作过说明，有心者也只好通过他的作品去仔细体会了。有的学者则不然，他热心于将金针度人，把自己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的心得体验坦然介绍出来，以惠学人。黎澍是后一种类型的学者。他一方面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孙中山、袁世凯诸问题，进行十分细致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他又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畅论治学之道。尤为难得的是，在大发议论的时候，他从没有炫耀于人的俗态，也不存“留一手”的机心，而只是一门心思地去择善纠谬，探是祛疑。熟人们在一起，免不了会背后议论：黎澍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评论治学，尤其是治史学的态度和方法？大家的共识是，看不出他有什么哗众取宠的杂念，只能说这纯然是出自他对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现状与前景倾注着恳切的关怀；正因此，他也就常常免不了对学界的某些歪风邪气忿忿然，憋不住，而口无遮拦。这样的胸襟和意气，当然是与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专业上的专家多有异趣的了。
    至少说从60年代初接手主编《历史研究》以来，中国历史学界整体大局就成了黎澍为之魂牵梦萦的头等心事。不过，这份对中国史学的深情，却是在中国史学受到了重大破坏之后，才从春风化雨迸发为闪电雷鸣。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不塞不流”的定律发挥的威力罢。面对着学术园地遭受的十年蹂躏、十年荒芜，黎澍不仅积聚了满腔的义愤，而且也积聚了理性的思索。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是黎澍一生中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的巅峰期。黎澍论学的精萃，也集中面世于这一时期。从特定的视角看，或者可以说，黎澍关于治学的议论更加概括地表现了他当时达到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易意会而难言传，也许可以套用佛家语，把它形容为大彻大悟罢。黎澍关于治学的议论，向人们更加清晰地展示出，当年他在舆论界引起轰动的思想解放的言论，决非出自一时的政治激情，而是出自理智的深思熟虑。黎澍深知，“愤怒出诗人，不出科学”。--“不论这种义愤多么合理，总不能代替冷静的分析”（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黎澍论学的基本着眼点是什么？或者说，黎澍论学的神髓是什么？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是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黎澍以及我们一批和黎澍同心共事的同志们，都把解放思想作为我们的言行宗旨。当时我们是把解放思想一事，看做十分庄严的大事，对它只能郑重对待，绝不敢存半点嬉戏之心。黎澍对于解放思想的事业，更是抱着至诚的使命感。他率领我们为周扬起草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报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这种精神的一次体现。周、黎二公，辞世已久，这件鲜为人知的事，于今说说料也无妨了。记得大约是1979年3 月底4月初的时节，离五四运动纪念会的召开已经没有多少天了， 黎澍把我和徐宗勉同志约到他家里。他说，周扬找到他，请他帮忙做件事。原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让周扬来做“五四”纪念会的主题报告，报告有人起草出来，可是周扬看了觉得不对路，所以特请黎澍邀二三人，另起炉灶，赶写一篇。周扬提出了报告的基本思路，即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是五四运动、二是延安整风、三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周扬说，要充分估价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重大意义；从纪念“五四”说起，着重阐明目前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三人完全赞成周扬的意见，自愿承担起这项工作，并当即决定了三人的分工：黎澍负总责并草拟五四运动部分，宗勉草拟延安整风部分，我草拟当前的部分。虽然时间紧迫，但由于心气一致，报告的起草进展得极其顺利，大约十天左右便把起草、讨论、统改的事都办完了。在周扬那里，稿子也得到他的认可，经他亲自做了一番推敲增删之后，报告便定稿了，一点也没有耽误五四运动纪念会的召开。这篇影响颇大也颇好的文章，代表着周扬、也代表着黎澍当时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所达到的程度。无庸讳言，放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看，这篇文章还是颇有些锋芒的，它相当鲜明地反驳了那时隐约露头的“要收，不要放”的唧唧喳喳。文章尖锐地指出：“解放思想的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发表这样议论的依据，自是堂皇而无可挑剔的，不但有毛泽东过去的论述为证，而且原本就是直接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响亮号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可以说，正是这篇以周扬署名发表的、黎澍主持起草的文章，概括表述出了黎澍这个时期在不同场合下多次论学的主旨与方法。主旨就是同时展开两个方面的工作：一要“破”，即破除迷信。既要破除“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新奴隶主义之类，又要破除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新老教条主义，破除一切极端保守的陈规陋习。二要立，即勇敢创新。开动机器，勤奋学习，努力去发现、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推进这种破旧立新的解放思想的伟业，办法主要也有两条：一是要允许自由讨论，二是要尊重实践检验。应当说，以上这大体上也就是黎澍论学的纲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