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贵创新--“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
    鞭挞教条主义，特别是痛斥用教条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假正经，是黎澍论学的精彩之笔。他说，“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造成的最有害的后果，是背离“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从而使得人们不敢独立思考，在工作中失去创造性，妨碍着正常的科学研究。更有甚者，中了教条主义的毒，在冒牌货面前必定会失去辨别的能力，不识真伪，丧失战斗力。黎澍举例道：“林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口袋里拿出他的语录本，做出一副为青年马克思所不屑为的姿态，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罢！’”黎澍辛辣而苦涩地嘲笑了抱着对“本本”迷信态度的人，在林彪这种行为面前的迷惘：“这个小本本确乎字字句句出自本本啊！”这种难堪的往事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如果人们的思想深受教条主义的束缚，那么，被林彪用“小本本”、“四人帮”用“无字天书”制造的现代迷信所俘虏的命运，是注定难以逃脱的。教条主义的危害之大，于此可见。当然，黎澍十分冷静地说明，不能把学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与林彪、“四人帮”之类制造现代迷信混为一事，他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同时也揭示了二者之间有着相通之处：“这就是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际”。这样来评价林彪、“四人帮”之流的认识论，是不是太温和了点，还可以另做讨论；但是，这的确证明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于是黎澍议论道：“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只有修正主义才是反革命复辟的好帮手，事实证明此说并不全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同样是反革命特别是那些善于伪装的反革命的好帮手。‘左’并不比右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应当根据切身的经验懂得那种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凡事三分‘左’的思想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议论教条主义的危害，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奇特而隔膜，可是放到20年前，这却是振聋发聩的警世恒言。迷信本本，居然会闹到被林彪、“四人帮”所驱使，去为反革命复辟服务，那还有什么理由不赶快把它抛弃呢！黎澍的着眼点并不限于清除“现代迷信”，而在于通过对极端荒谬的“现代迷信”及其后果的揭露，论证从根本上彻底清除教条主义的必要。所以，他才推而论之道：“在社会科学恢复和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以破除林彪、‘四人帮’的现代迷信为满足，必须根本屏弃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再思集》，第106-107页。）既然世上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那么，一切对本本的迷信的态度、盲从的态度、食古不化的态度，自然都是科学研究的大敌。所以，凡有诚心于学术事业的人，对教条主义不能不鸣鼓而攻之。
    以创新的态度，面对新情况，敢于去探究未知，而不拘泥于定论，无疑是科学事业的真谛所在。可以说，讴歌探讨真理的勇气，是黎澍论学篇章中的最富激情的部分。换句话说，他之所以痛斥教条主义，为的就是阐扬勇于创新的科学真精神。
    科学上的创新，自然不能像诵读旧经那么省力，它往往是艰难的、甚至是带有风险的事业。创新之难，不仅难在需要花气力，而且难在免不了要得罪权威、得罪定论--得罪人们（也包括自己）习以为常、甚至奉为神明的定论。黎澍深知科学创新之艰难，所以他才着力鼓吹追求真理的无畏精神，并为此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正如科学史本身所表明的，科学的发展，真理的传播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然而人们没有理由对坚持真理感到畏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如此。科学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事业。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没有无数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科学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注：《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再思集》，第118-119页。）
    “即使冒犯上帝，也要无所畏惧”，当然是极其彻底的思想解放，但这并不是凭着一时血气之勇的莽撞蛮干；因为这是科学，所以它只能有赖于勤奋艰苦的劳作。黎澍为着避免误解，特意郑重引用了马克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那段名言，并解释说，马克思提出在这种时候“必须根绝一切犹豫”，屏除“任何怯懦”，他是认为要想达到这种精神状态，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凭着“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真理是不可穷尽的，科学的发展是没有穷期的；在科学新发展的面前，即便是握有极大权威的圣贤豪杰，如果固守陈规旧矩，那注定也都得退避三舍，败下阵去。总之，向上帝挑战的勇气，归根结柢是来自对真理追求的信念，来自对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的信念。
    基于同样的缘由，学术创新的过程，就不单必然伴随着对上帝的挑战，而且也必然伴随着对自己的挑战。黎澍在论学中，着力分析了学者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更新观念--自觉地对自己已有认识不断加以“再认识”的必要性。他在论述对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时，特意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明这一道理。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经指出，谁要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他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黎澍说，恩格斯的见解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每一次真正的进步，本身仍是相对的，不是最后的、终极的绝对真理，只是作为接近绝对真理的一个环节；如果把它绝对化起来，就一定导致荒谬。黎澍说，正是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老实的、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注：《共同创造一种讨论学术问题的高尚风格》，《再思集》，第238页。）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于自己以往的认识， 有必要经常加以重新认识的原因。
    黎澍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再思集》。记得当年在他的书房里，他问我书名用“三思”好不好？我半开玩笑地说，再思可矣！在谈笑中，取得一致，觉得确实是“再思”可用，一则它和“再认识”相通；二则“再思”意味着不断进行的再认识的无限过程，它代表着“三思”、“四思”、“五思”……，一直“再思”下去，永无绝期。黎澍在《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把这一重意思做了解释，不过担心“再思”引起“只是再想一次”的误解，所以他还是附加了一笔，许诺说，将来“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