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同样以儒家的仁义观念评品伍子胥、范蠡和文种，他说：“或问：子胥、种、蠡孰贤？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种、蠡不强谏而山鍼，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弊吴。贤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种而遁，肥矣哉！”（注：《法言·重黎》。）式，用。俾，使。卒眼之，谓死后让人悬眼于门外，亲观越国灭吴，以自快。不强谏而山鍼，指不强谏勾践伐吴，以致大败，棲于会稽山。童仆，指勾践入吴为之驾车养马事。邵、肥，皆训为美。这是指责伍子胥、文种、范蠡所作所为不符合儒家的仁义道德，皆不足以称为贤者。这些批评，也是针对司马迁的观点而发。至于说“蠡策种而遁，肥矣哉”，则是以道家功成身退的思想予以评价，称赞其隐退为美行。
    扬氏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因而对历史上“不屈其志”、“不累其身”的隐士极为推崇。他推崇避秦之乱隐居商山，不朝汉高祖的四皓为“贤者”，称其行为为“美行”；更推举当世的隐士郑子真、两龚、严君平等。《法言·问神》说：“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问明》说：“楚两龚之絜，其清矣乎。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乎？吾珍庄也。”两龚，指龚胜、龚舍兄弟，汉哀帝时并为大夫，及王莽篡汉，欲用之，称疾，终身不仕。蜀庄，指蜀郡严君平。沉冥，言好深湛之思，玄默无欲。久幽，当是指严君平隐居成都，卖卜于市，得钱以自养，然后闭肆下帘，教授《大易》、老庄，并著作《老子指归》而言。隋和，指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以旃，即用之。扬氏以郑子真名震京师，以龚、严为国之珍宝，足见其对当世隐士的推崇和钦敬。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全引此文，可见受扬氏影响之深。扬雄又称赞李仲元说：“或问：子蜀人也，请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为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欤？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也。……仲元，世之师也。见其貌者肃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注：《法言·渊骞》。）此条评说李仲元凡二百四十三字，是《法言》中字数最多的一条，且称之为“世之师”，由此可见扬雄对李仲元推崇备至，《三国志》作者重视扬雄的见解。他所以尊崇这些隐士，一方面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要宣扬他“时来则来，时往则往”，“时未可而潜，时可而升”，也即“可否之间”的主张，以达到既行道于世，又不屈志累身的目的。因此，只要能伸道，即使屈身也未尝不可。他也以此评论人物，称道屈身于廉颇的蔺相如为“长者”。但对季布忍辱为奴，却多所指责，认为“明哲不为”（注：《法言·重黎》。）。批评季布“不明哲”，也含有怨其不能及时隐退之意。
    扬雄崇尚隐士，但对于东方朔却又极力不许其为“隐者”，并予以激烈的批评。他说：“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或曰：隐道多端。曰：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或问：东方生名过其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请问名。曰：诙达。恶比？曰：非夷尚容，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谈，疑均为“诙”字之讹，即诙谐。秽德指不拘小节。优即俳优。诙达，诙谐而通达，即下文所说：“滑稽之雄”。扬氏极力反对称东方朔为“隐者”，可能是针对褚少孙补《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部分而发，而斥之为“滑稽之雄”。《汉书·东方朔传》赞语则详录扬雄之言，仅在文字上稍有增删。
    扬雄还对众多的历史人物作了极为概括的评论。如批评信陵、平原、孟尝、春申为“奸臣窃国命”，于国无益；批评苏秦、张仪为“诈人”；评论淳于越、茅焦、蔡生、郦食其、蒯通等辩说之士，以及鲁仲连、邹阳等，皆有取于太史公，而又失之偏狭，远不如史公言之深切。对汉代人物的评论亦是如此。他以“言辞”评娄敬、陆贾，以“执正”评王陵、申屠嘉，以“折节”评周昌、汲黯，以“守儒”评辕固、申公，以定规策划于前评萧何，以奉随顺守于后评曹参，以左右辅相评滕、灌、樊、郦诸说，都比较恰切平实。扬氏又举张良、陈平、周勃、霍光四人之所长，赞之为“社稷之臣”；举张释之、雋不疑、尹翁归、王尊之所长，誉之为“近世名卿”；举周亚夫、卫青、霍去病、霍光，称之为“近世名将”；论石庆、金日、张安世、丙吉为“自得”，李广利、田广明、韩延寿、赵广汉为“自失”，议论未尝不当。至于批评酷吏如虎之残酷，货殖似蚊之吸人膏血，游侠窃取国命，则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观点的反驳，也体现了扬雄的社会历史观点。上述种种，皆为班固父子所接受和发挥。由此可见，扬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对史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那种简单地以为扬雄历史观是“正宗儒学的观点”，未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