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诸子学说的评论
    扬雄最推崇孔子和五经，他说：“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注：《法言·学行》。）“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委大圣而好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注：《法言·吾子》。）这是认为，孔子是最大的圣人，具有最高的智慧，“能言之类，莫能加也”（注：《法言·五百》。）圣人之学如日月，诸子之说似众星，要达于至道，非学孔圣人之经不可。又说：“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捨斯辩亦小矣。”（注：《法言·寡见》。）“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郭）。”（注：《法言·问神》。）五经实为最高的学问，如天地包裹万物一样，众说无不包含于其中，概莫能外。因此，圣人之言，其理至大至深，不可违背。“圣人之辞，浑浑若川。顺则便，逆则否者，其惟川乎？”（注：《法言·问神》。）
    扬雄又推崇孟子，并以孟子自况。他说：“古者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注：《法言·吾子》。）扬氏对于诸子之学都有所批评，确与孟子有相近之处。他自比孟子，实际上也是针对当时儒家系统对经典的附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以及谶纬怪迂之说訾毁圣人的流弊而发，具有强烈的时代批评性。扬雄更以孟子与孔子不异，实高出于诸子之上。他说：“或问：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注：《法言·君子》。）《广雅·释诂》：侻，可也。诡，诡诈怪异。《荀子》有《非十二子》篇。此言其非毁数家之说还算恰切，至于非毁子思、孟子，则怪诞不经。认为孟荀同宗孔门，但立说又有不同，孟子与孔子不异，荀子则有所差别。孟荀高于诸子，孟子又高于荀子，甚至可以说孟子也就是圣人。这大概就是“亚圣”说的源头。
    扬雄虽然宗孔孟，但也有批评，对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加以否定；他不同于孟子“性善论”，另创人性“善恶混”新说。
    扬雄深受老子影响，但在《法言》中却又对老子作了一番扬弃，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注：《法言·问道》。）老子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道”玄之又玄，无为而自然。扬氏以“玄”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实受老子影响，“玄”亦“道”之变相。他对老子的无为说加以改造，主张人道有为，对民众必须施行道德教化，说：“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之民阜（殷富）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纂（继）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之民之死，无为乎？”（注：《法言·问道》。）当桀纣之时，汤、武不能无为，应救民于水火。又说：“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注：《法言·学行》。）这又是对老子“绝学无忧”的批评：不学固然无忧，但与禽兽没有区别了。实际上，扬雄主张天道无为，人道有为，强学力行，“为政日新”。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老子，从不把老子和其他诸子并列在一起，而时常将其他诸子连带提出，此种评论方法颇为新颖。“扬雄实际也把老子提高到诸子之上”（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扬雄论究》。）。
    扬雄评论庄、邹、申、韩等说：“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注：《法言·五百》。）这些评论，都有其中肯之处。他对于邹、庄也有所取舍。他说：“或问：邹、庄有取乎？曰：德则取，愆则否。何谓德愆？曰：言天地人，经，德也；否，愆也。”（注：《法言·问神》。）“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觌也。”（注：《法言·问道》。）经，指符合经典。愆，过，即荒诞不经。“周无君臣之义”，可能是就庄子所说“无为有国者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言。邹衍“必止乎仁义节俭”（注：《史记·孟荀列传》。），故云“自持”。至于说邹衍“无知于天地之间”，意义颇不明确，因其著作已佚，无从详考。扬氏又批评庄子齐物之说云：“或曰：人有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惧乎？信死生齐，贫富同，贵贱等，则吾以圣人为嚣嚣。”（注：《法言·君子》。）“作此者有其惧乎”，谓庄子有忧患而不可避，故作此论。嚣嚣，繁言聒噪。这是说，如果死生、贫富、贵贱都是本来没有区别的，那么孔子所讲就都是多余的了。
    扬雄批评最严厉，反对最激烈的是申韩之术，以为申韩之术视人为牛羊，是“不仁之至”。他批评韩非说：“或问：韩非作《说难》之书而卒死乎《说难》，敢问何反也？”曰：《说难》，盖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礼动，以义止，合则进，否则退，确乎不忧其不合也。夫说人而忧其不合，则亦无所不至矣。”（注：《法言·问明》。）说，读作游说之说。即是说，说人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不能投其所好。对于公孙龙子，扬雄则认为他的许多辩论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
    对于汉人的著作，扬雄特别提出《淮南子》和《史记》加以评论：“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注：《法言·问神》。）“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耳。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注：《法言·君子》。）知，读作知识之知。多知，即知识广博。杂，不纯，指揉合了各家思想，与圣人之经相出入，也即“乍出乍入”。刘向、刘歆父子也把《淮南子》列入杂家。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即取此说。颇有趣味的是，扬雄在《法言》中，没有特别提到其它西汉人的著作，说明他对此两书极为重视。西汉时代，《淮南子》与《史记》，实为最庞大、精深的著作，不是其它著作可比拟的。扬雄虽然也称赞“董仲舒之才之邵也”，但对其学术，只是说：“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注：《法言·渊骞》。）相比之下，更显示了扬氏评判西汉学术的真知灼见。
    概括起来，扬雄推尊孔孟而小诸子，以五经为一切是非的标准，是顺着汉代推明孔氏，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的学术大势而来，但又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官方学术不同。他批判了由董仲舒引发的环绕五经的怪迂之说，主张五经可以损益，更不独尊儒术。《法言·学行》说：“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此处“书”与“经”对称，实指诸子之书。因此，扬氏对各家学说均有所分析取舍，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全盘否定。这是一种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