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阶级社会后，反映阶级矛盾的各种政治斗争，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政治斗争的深层原因，依然是社会财富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象征财产所有权的，则是以礼乐征伐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大权。故孔子划分西周到春秋的分期标志，便是礼乐征伐之行使权。他首先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两大段，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种王权下落、政权转移的情况，正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情况。它是个漫长而激烈变动的时代，经历了不同层次上的夺权斗争，故孔子又将进入“天下无道”后分作三段看：“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同上）这种概括，除了以掌权为标志外，还以时间长短作为辅助说明，抓住了划分时代的实质特点与主要风貌。
    能将历史看作是一条发展的长河，并对此作分段认识，是孔子历史观的正确处；而进一步揭示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各段之间存在着继承、批判、创新的“损益”关系，则是孔子历史观的深刻处。
    孔子的“损益”观，是针对礼仪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的。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共同体行动，即在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规范接受等级制度的划分，亦具有了鲜明的等级内涵，发展为以身份和等级差别为主要原则的礼。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正是这种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是个广义的概念，概括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孔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认为它是治国的大经，具有整齐万民的作用。他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因此，他对礼的性质与发展便有深入的研究，他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夏造，殷因。”（《礼记·礼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几段话，基本勾勒出孔子对三代之礼的性质与发展情况的认识，即三代之礼均为社会制度与生活习俗的规范、性质是一样的；其发展情况是夏代初建，商代相因，周代兴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创新的损益关系，对此，在回答子张的询问中有具体阐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此段话重点在阐发“因”与“损益”的关系。“因”指因袭，即继承；“损益”指批判继承，即对原有基础的不适应部分，通过批判加以减损废弃，而不是全盘变换，故其中包括着对保留部分的继承；“益”指创新，即指适应新情况所做的新设置，增入的新内容。这种损益的结果，是使礼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成熟，体现了历史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存在一条进化的规律，而进化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认识，孔子有多处说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大传》）“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些话，均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体现了其进化的历史观。
    孔子正是依据这样的历史观，从疏通知远的角度，将零散的古代文献用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整理出《六经》来的，实际上是从宏观上对历史发展做了一次回顾与审视，其中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探讨，反映了史家从学术层次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这一点，也是局限于刻板的录史工作的史官所做不到的。那么，私人治史形式对史家的解放，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解放，是历史观的解放。而进步的历史观，又将史学活动推向了科学的领域，这也应看作是私人治史方式的历史贡献。
    第三，提出了史料处理的基本原则。
    史料指治史活动中所用的资料。其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等；有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大量是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孔子整理《六经》，以文字资料为主，辅以其他两种。处理这些史料的原则有二，即详近略远，多闻阙疑。
    历史发展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由简到繁，史料亦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时间越久远，史料越简单粗陋。加之流传中的损坏丢失，可用程度自然递减，所以采用详近略远的原则，实为客观条件使然。但作为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其中更有深意在，即越相近的历史现象，对现实越有可比性与参照意义，给人的启迪也越贴切深刻。故详近略远的原则，既为客观所限，也为主观所选。孔子对《尚书》与《春秋》的整理，便依用了这一原则。《尚书》史料跨度长达二三千年，而《春秋》只记录了242年的史事，采用史料按时间比例，则是前少后多，前者只作汇编，而后者正经做了一番删削，赋予了作者的褒贬大义，就中可见孔子的详近略远，不只是采用史料多少的不同，更是重视程度之不同。
    当然，史料采用多少，是反映重视程度，但夏商西周史料的残缺，春秋记注的违误，也使孔子在重视程度之外，产生另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即以谨慎态度取“多闻阙疑”的原则。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阙文”使孔子深感印证史事的无奈，他感叹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为此，他曾与弟子们做过多方搜求和考证，但除反映近现代的百二十国宝书外，其他仍所获无几，故“多闻缺疑”的原则仍十分必要，其中的道理，他在回答子张问如何求得福禄时作了说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意为要使言行减少过错，必须多闻多见而慎言慎行，如此则可保泰平安。这是他平素作人治学的一贯原则，具体到治史活动中，便是多方搜求而谨慎使用，把握不大的便“阙疑”。对那种“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的轻率态度，孔子向来反对，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纠正的办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这一原则运用到《尚书》的整理中，便是“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安国《尚书序》），避开无可证实的传说人物，断自尧舜而迄于周，从上千多篇古文献中仅选百篇成书，其余则保留。故后人在其删余中又选编了《逸周书》，其信实程度显然又差了些。
    这一原则运用到对《春秋》的删订，则更加严谨。当时的“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杜予《春秋左氏传序》），孔子考订其真伪，将有教化意义的存留，有害之文刊正，而把握不准的则“阙之”。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条中做过分析：“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这里主要讲孔子对缺文的处理原则，即凡是亲身见到的，才用之以补充原书，而对“所闻”、“所传闻”的，则要认真地“参乎以求其信”，然后“信则书之，疑则缺之”，区别对待而已。正由于如此审慎，《春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都要信实得多。绝少荒诞无稽之谈，又无占卦卜筮之虚玄，所记史实相当准确。仅以日蚀记载看，37次中有36次准确。如不是严守“多闻阙疑”的原则，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
    孔子处理史料的审慎态度，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形成治史的又一优良传统，保证了我国史著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种审慎的治史原则，也使史家所阐发的历史理论，有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使史著更具科学的学术价值。这一点，也是固守政务、受制于当权者的史官不容易达到的。因此可以说，孔子首开私人治史的方式，为史料的科学处理也创造了条件，而史料的信实，又保证了我国史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