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城市的法令传达
城市多为统治者的据点,因其管辖下的城市社会大多人口稠密、有着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存在着统治权不能充分达到的地方。统治者如何管理城市社会,是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地域和时代中的共通的课题。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本文特别就早期日本江户的都市法令(町触)是以何种形态和组织来传达的,也即传达样式作概略性讨论。这也是就扩大史料形态论范围的一个尝试。 一、揭示 通过揭示来传达法令是从日本古代就开始存在的,不过,成为日本近世高札[1](译者按:布告牌)直接前提的则是中世的制札(译者按:公告牌)。其形式是将用毛笔写在马驹型的板子上的法令悬挂在醒目之处。 日本近世的高札,虽然将中世的制札以传达的方式继承了下来,但双方本质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在近世,如后文所述,采取的是以町①、村庄为单位的将法令传达到社会底端的体制,极端地说,即使没有高札,法令的传达也是毫无障碍的。近世的高札主要被悬挂在城邑的关键场所,依石垣、栅栏、屋顶而设置。是一种显示重要的基本法令权威性的装置。从其内容来看,多是贯通了整个日本江户时代的不变的法令。为了使识字能力低的人也能理解,文体没有采用通常法令的候文,而是采用了假名混杂文。法令本身贯穿整个江户时代并被反复地传达,同时,还被采用为识字教育的范本,这样,对日本江户时代的人们来说法令就是属于众所周知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高札在18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变得形式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札墨迹变淡、板面破碎而变得无法读解以致被放任的现象时有发生。[2](P74)从这一点来看,即使高札处于无法阅读的状态,它庄严地挺立在城邑的枢纽地区的现象自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从该意义上说,日本江户时代后半期高札的机能已经由传达法令发展成为了统治的象征。 二、抄读 町触,是指在日本中世未见存在的一种法令传达样式。究其原因,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达到了村庄或镇里必然有具有识字能力的人的水平。町触,多使用文字,偶尔也有以口头方式由镇的奉行所(一种管理机构)颁布、镇官员书写的情况。日本江户的町触的总数从1648年到 1868年共有17460条。②这些数目庞大的町触的传达样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1.从町奉行所到名主 17世纪中叶的日本江户还不太大,单个町的数目不到300个。这一阶段的传达样式虽不明确,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推测,当时比较多的情况是各镇的名主直接去镇的奉行所接受町触的传达。 而从17世纪的后半期到18世纪初叶,随着三人的町长者的行政机能充实,逐渐出现了町触的传达由三人的町长者通过交替进行承担。[3]这一时期的町触中,常常会出现命令名主或月行事 (日本江户的名主通常将数个镇划为管辖区域,因此在没有名主的町里,当家的或管家的以交替的方式担任月行事来代替名主完成行政功能。)携带笔墨纸砚到町的年长者家里去的记载。 1657年的日本发生了明历大火灾,以此为契机,江户开始规模扩大化,加上周边农村市区化的进展,有很多新的町依次被编入了町奉行的管辖地区,其结果是町的数目飞速增大,到1713年变成了933个町。这样,在名主的人数有所增加的同时,周边地区的町随着城市的扩大逐渐远离城市中心,各个名主直接去镇里的町长者家中书写法令实际上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从1713年左右起,在日本,名主联盟及其代表的年番(当年轮值)名主开始在法令传达中发挥作用。1722年出现了“名主番组”这一制度,将264名名主变成了17组。另外,靠近中心地区的町奉行所、町长者家的三个名主番组被指定为“小口”,将各个町分成三个区域,由各“小口”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将都市指令传达到其属下的名主番组,然后再由各番组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传达到其下属的各个名主。这样的都市指令传达系统,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1868年的日本幕府崩溃。 2.从名主到町内 名主或月行事将町触书写完毕带回后,宣读给镇内的家持(镇房屋或土地的所有者)与家守 (代替家持管理房产的人)听,同时也宣读给地借 (租地的人)和店借(租房屋的人)听。这样,在日本的镇内,传达法令的场所被共有,法令实现了由同一个声音直接传达。而这样的传达方式,是以拥有共同空间和语音的人们的关系具有极为人性的浓厚关系为前提的。并且,为了证明有关的重要法令得到了家持、家守的传达,作为被传达者,需要加盖印章(称町中连判。对地借、店借执行的同样程序被称为店连判),这样之后,盖有印章的帐面将被提交给镇内的长者。如此,城市的法令得以彻底地传达了。 这样一种方法,在日本的名主于“町”这一结构下将居民进行统合的17世纪是行之有效的。因为町对幕府承担劳役,而劳役往往并非家持自己亲自进行,而是由雇佣劳动力来代行的,名主从家持那里收取相当于劳役的金额然后从町内外雇佣人力完成劳役。通过类似的由名主执行劳役的业务,使得以町为单位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然而,到了18世纪初叶以后,在日本,存在于町以外的强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以及庞大的不在地主(译者按:不居住在所拥有的农地的地主)开始登场,而居住于町内的家持急剧减少。于是,町开始被不在地主的代理人的家守来运营,町原有的状态开始空壳化。[4]并且,如果邻近地区也出现商业、高利贷资本的话,包含上述庞大的不在地主的复数商人分别同更多的人结成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交易关系,从而形成了都市社会的核心。这样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展开,使得旧有的以名主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开始相对化。[5] 所以,在18世纪前半叶,町奉行所自身对町中连判、店连判的有效性也开始产生了疑问。至 18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空壳化。后来,到了日本宽政改革的1791年的町法修改(见下文叙述)时,以空壳化以及节减经费为由,町中连判、店连判被废除。于是,日本城市法令的彻底传达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应对方法。 3.社会变化的对应 对应上述的社会变化而登场的町触的传达样式,则是揭示。 1720年日本享保改革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就是出现了一些町触,要求将其写在板子或纸张上揭示于栅栏门等主要街道的醒目地方。二是,由于认识到町触往往难以传达到里店层(住在陋巷胡同里的下层居民),曾经考虑过让家守在胡同口等町内进行揭示,但由于这样会增加家守的负担,揭示的最终判断被委任给了各个名主。享保改革之后,町奉行所虽然表现出了短时间内对町触传达问题进行解决的姿态,但却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较日本宽政改革稍早的时期开始,在法令文末指示揭示的町触开始有少量的出现,至 18世纪末的宽政改革期,需要揭示的法令有所增加,进入19世纪,揭示的指示再次减少。从19世纪的町触中可以看出,町奉行已经认识到了町触未能被很好地传达,揭示这一方法在彻底传达法令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都市的行政组织亦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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