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市场机制的调节之外，没有短工市场的地方（全国约占62.18％），商品经济规律同样发挥着作用。那些从农村分化出来的流民，在谋生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在农村地区到处流动，寻找适合他们的农活，因流动揽活为其显著特点，因而他们被称为“游行工人”。这些游行工人，通常不依赖市场（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农工市场），他们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自觅雇主，像推销商品一样推销自己，价格的高低，与在劳动力市场上待雇的农工一样，随供求需要而波动起状。在清末，李希霍芬在《旅华日记》记述他在张家口的见闻说：“家家都耕种大段的地。役畜是便宜的，劳动力来自他方。例如目前打禾的人，走一个地点，又一个地点，到一个村，又一个村，从南到北，逐渐推进。他们每天获得工资五十文，并由雇主供饭食；如果需要劳动力最多的时候，也有高到一百文和一百二十文的。”（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0页。）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这种游行工人在晚清时期就已大量存在，苏南、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所在多有，而到民国时期更是随处可见。在江苏南通，每到农忙时节，雇主见路上有三五成群的农工即邀至田间工作，工资随农工之多寡及天时气候而定。南汇县与此相仿。在四川涪陵县，在收获季节总有成群结队的游行工人，披蓑衣戴斗笠，负牵担持镰刀，寻找雇主，有径往田间求雇者，俗称“打枪。”（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下）第713页。）在河北宁津，游行工人的使用也很普遍。宁津是花生的产地（约占全部农作物的35％），每到秋季收获花生的时候，即有山东乐陵、德平、商河、惠民等县的游行工人，背着行李、扛着铡刀，远来觅活。据《新中华杂志》记载说，游行工人参加收获花生工作，虽技术不熟练，但却很勤劳，加以本地劳动力不敷，所以很受雇主欢迎。收花生的工价，当然，同样视需供情况而定，如1934年游行工人未来时，花生急需收获，劳动力供不应求，日工工资，涨至铜元2，800-3，000文。及至游行工人大批到来，供过于求，工资跌至每日铜元1，000文左右。（注：王友农《河北宁津的农业劳动》，《新中华杂志》第2卷第24期，第83页。）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根据上述，在长工的雇佣中，已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力，而在短工雇佣上，“异质”色彩更浓，正是他们“正在彻底摧毁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恩情关系，把它（他）们的劳力从封建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转而化为赤裸裸的商品。”（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第325页。）
    三
    流向“垦区”，是近代农村流民的一条新的出路。这种新动向，也强化了农村雇佣关系上的“异质”性。
    清末民国时期，大办垦殖（牧）公司，据统计，1912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新式农垦企业已达171个。（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39页。）垦殖（牧）公司，大多仿行西法，移植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农业经营，如江苏无锡“为全国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域，而开原乡又为无锡资本家的渊薮，但是除民族工业巨子荣宗敬、荣德生昆仲投资梅园、小箕山，独山……而外，只有某某富商合股在杨湾开辟桃园，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营。”（注：施琦《无锡开原乡的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第1卷，第9期，第71页。）再如福建“漳属一带如南靖、海澄等县，虽有华侨或台湾籍民，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以经营农场，然而这还是在开始。”（注：朱博能《闽南农村形状》，《东方杂志》第32卷，第2号，第82页。）这些具有相当资本主义色彩的垦殖企业的兴起，无庸讳言，是中国由小农业走向大农业的重要里程碑，尽管其经营方式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无论北洋的“自由放垦”，还是国民政府的“国营垦务”，大多雇工包种，如广西，“许多垦荒公司采用着两种包工制度。比较通行的是垦荒每一方丈，种桐一株，除草两年，可得工资七分，另给三分作为借款，期满（两年）归还。在包种期内，听凭包工种植杂粮，收获全归包工，作为补助工资。第二种是每一方丈种桐一株，包垦包种包活，共得工资1角。”（注：农英《广西各地的农业劳动》，《东方杂志》第32卷第22号，第96页。）就是说，无论垦殖公司规模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农业工人从事垦殖。这就为流民的分流创造了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江苏农垦公司“使役无数的农业劳动者，不但需要土著劳动者，并且需要巡回农业劳动者，每年到农忙期，有无数的巡回农业劳动者，从别处成群地到这个地方来。”（注：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中译本），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39页。）这里不妨以庞山湖农场为例，稍加说明。
    庞山湖农场位于江苏吴江城东北约六里，运河横贯其境，水陆称便。
    该场未开辟前，原是一块约万余亩的湖滩（即庞山湖），产蒿草及芦苇，为当地豪强霸占。1928年国民党政府发起开垦，因民产纠纷，未能实行。1933年，重新整理民产，建筑围堤，以十字港（在庞山湖中）为中心，划分为“田”字形的四个垦殖区，正式从事开垦，并定名为“模范灌溉实验农场”。至1936年，先后垦成一、二、三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