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草市至市镇的历史转向
    唐末五代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内部泾渭分明的坊市界线被突破。商业活动范围由市伸展至坊，坊内店铺不断增加，营业不再受时间限制，夜市出现并迅速扩张。城市内部坊市店铺林立，发展为商业中心。与之相伴，城郊及广大乡村地区的草市亦迅速发展。城郊及交通要道的草市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向，逐步向重要镇市转变。
    关于草市的发展前途问题，学界曾有涉及，郭天沅认为草市的发展前途有二，一是升为“镇”，草市只是市集，镇则有常设的店铺。草市由商业交换而起，升为镇便形成了新兴商业都市。这一论断并不缺少实例。宋代开封府延津县草市镇即由隋唐五代时期的草市演变而来。草市另一发展前途就是直接升为县，这在唐末已经出现。四川盐亭县的雍江草市，在唐末因盐业发展，即发展成为具有商业城市性质的东关县[40]。温翠芳认为五代时期草市发展趋势之一为南方草市大批镇市化[36]，因素在于草市经过进一步发展，规模壮大，收入可观。五代各国政府多将他们置镇以进行控制，有些升格为县治所在地。这一结论颇为合理，查阅史料我们发现，上文所引之杜牧《入茶山下宿水口草市绝句》描绘之水口草市，经过唐五代之发展，成为湖州长兴县一个着名市镇。四川彭州九陇县水坝头堋口草市，以茶叶交易盛名，经过五代的发展，成为堋口镇[41]。江陵附近的白洑南草市、鄂州唐年县的锡山草市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而为潜江县和通城县[42]。唐末五代至宋初，类似这样由草市转变为市镇者多达24个[43]。关于草市转变为市镇的具体因由，以往研究者关注不多，在此试谈几点看法：
    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与草市的互动关系，中心城市的外扩，统治者政治、军事的强烈需求是为草市转变为小规模市镇的外部因素。草市推动了都城、州县的发展壮大。以唐代汴州为例。汴州是一个草市发达的城市，唐诗“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44]“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45]等诗句即是较好的例证，展示草市沿汴河而设，津渡桥口，热闹异常的事实。汴河从汴州城穿过，后受交通安全与草市经济发展影响，汴州城扩展时，将城外沿汴河之草市纳入城内，由此扩大了汴州城的规模，增强了城市经济活力。时至五代，作为四朝都城的开封，在重修罗城时，仍对草市问题加以关照，出于城市扩张的需要，将草市设置于新城七里之外。由此亦见草市对都城经济发展的推动与贡献。
    草市所以能够存留并得以发展，前提为逐步得到官府的认可，至少是官府法令并无严格管控，或有法不依的历史境遇。唐景龙元年(707年)的敕令规定，“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46]，说明州县官市之外的交易场所，均属不合法规，由此意义判断，当时草市并非法定之市。但囿于草市多处交通要道，亦能满足地方民众交易商品之需求，更重要者可以通过草市加强对地方政治军事之控制。官府多采放任自流方式，任其自生自灭。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与人口增多，中心城市内之市场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城池范围逐步外展成为必然趋势。处于城郊之草市自然纳入城市并在原来城市之外形成新的市场，作为日趋狭小城市市场的外延和补充，这就意味着开始将草市纳入城市一体化经营的范围。唐末草市兴起之后，朝廷在利用政治权力阻止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采取将草市官市化的方式，以加强对草市的控制与管理。一些地方官吏开始在草市设镇，派出兵丁，加强治安防控。当时彭州唐昌县建德草市形成后，“人既繁会，俗巴丰饶，又置一镇，抽武士三十人而御之，亦立廨署，早暮巡警，盗将窜迹，人遂高眠。”[21]此境反映政府认可草市的先声，之后草市逐步成为新的县治或设场征税，得到政府当局正式承认，取得法定地位。洪州分宁县亦为一例，洪州分宁县“本当州之亥市也……聚江、鄂、洪、潭四州之人，去武宁二百余里，豪富物产充之，唐贞十六年置县。”[47]由此，执政者对待草市策略之变化为草市向市镇过渡提供了先期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执政者对草市政治策略的改变，与草市自身的功能与影响密不可分。草市多存在于农村与城市结合部，各地商人、城内居民所需生产、生活用品均需草市供应。草市由此成为生产、技术、商品交流的汇合之地。官府消息、政策于草市上的传播，使之又成为难得信息市场。加之草市上各类人物荟萃，外商大量徙居于此，农民逐步成为本地市场包买商，长年累月人口滋繁，房屋并起，使之渐趋受到官方政策关照，强化市场管控，为草市官市化、市镇化提供了政策支撑。
    草市与商品经济之间的互助关系是其之后发展为市镇的重要因素。隋唐五代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逐步走向鼎盛，伴随南北方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较之前代进步明显。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商品交换之强烈需求呼唤乡村市场的出现，这一历史条件推动了草市的兴盛。与此对应，因乡村草市不受既定市坊限定的束缚，使之与城市相较有更大的自由度，商品经济和城市手工业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草市非官方的商品交易市场身份，使官方势力的介入并不顺利，交易者在草市进行商品交换可以减轻赋税的负担和摆脱严格的行规限制。这一能给富商、大贾带来丰厚利益之独特条件，对各类商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他们纷纷参与交易，甚至定居于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人口的增多再次彰显交易场所的城市化发展倾向。
    显然，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草市的产生，使其以能够满足商品经济交换需求而得以生存，并具备扩大规模的历史条件。而草市的发展亦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盛。草市最终规模的扩大，居住人口的增加，为完成乡村向市镇的过渡奠定了基础性条件。
    草市是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蓬勃发展于隋唐五代，之后逐步鼎盛的一种非官方城郊、乡村市场，多处于农村或城郊，利用依傍水陆交通便捷条件自发形成，以生活性消费资料为交易对象之集贸市场。草市所在地及其周边乡村的农民、家庭手工业者之间的买卖活动，是一种具有传统市场经济特征的商品流通方式。这种市场的滥觞当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其数量已相当可观，遍及全国各地，规模亦不断壮大，成为可以与坊市抗衡的中坚力量。
    隋唐五代时期草市蓬勃发展主要表现为交易繁盛，商品日益丰富，草市自身种类、规模与数量的迅速增多。所有这些为草市向市镇转向的历史前途提供了重要条件。南北方草市均出现了市镇化倾向。究其原因，除上述草市自身所具条件之外，草市经过进一步发展壮大，收入可观，政府开始对其加以关注，由之前的禁止设立至放任自流，以致最终严格管控，将草市纳入城市或都城治理范围，甚至把部分草市升格为县治所在地。此外，影响草市转变为市镇的条件还有几点需要关注。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市与草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推动草市至市镇的重要动力。草市向市镇转化是政府加强地方政治统治与军事控制需求之表现。商品经济繁盛造成都城或中心城市内部市场无法满足商品交换新需要，加之城郊及边远民众对商品交易的坚定需求，并与政府扩大城市规模，进行都城或城市郊区的扩张政策结合，使草市得以快速发展并具备向城镇转向的条件。
    随着草市的日益繁盛，其经济地位与大量财富创造引起地方政府关注，他们通过政府引导和默认方式，使草市逐步官市化，对其加强管控，并派驻兵丁，维持治安，由此为草市发展成为地方性政治文化中心奠定了政治基础。草市与商品经济的互动关系是其能够转向市镇另一因素。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推动了草市的产生与壮大。草市亦以其自身特殊性吸引城内市场中的人们进入自己的领地，开展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甚至将他们长期留置草市周围安家居住。文人骚客，商家大贾，盗贼草寇，普通民众多云集于此，相互交融，为草市向市镇转化提供人力资源。诸如此类条件的共同推动，最终使部分草市能够赶上政府镇市调整的政治班车，使闭塞散漫的乡村集市逐步演化为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于中国古代乡村城镇化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亦实现了草市非法至合法身份的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