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中古转型的时期，赋予中国中古社会最大特色的贵族政治正是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但是，中古贵族形成的根基究竟是依靠皇权，还是源于皇权以外的力量，这是迄今研究的分歧所在。①主张后者的学者认为，中古社会的贵族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中关键在于得到了地方乡里社会的舆论亦即乡论的支持，而反映这一结构的，正是当时特有的九品官人法。这项制度就其理念以及开始实施时的状况而言，中正依据乡论或清议来评定乡品的事实毋庸置疑。《晋书》卷三六《卫瓘传》“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就清楚说明中央官僚兼任地方的中正，在提交所评人物的“品状”时，必定要参酌乡论和乡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程序获得的乡品，是任何一个试图进入仕途的人物所必须拥有的资格，这一点与秦汉时期的乡举里选制或者唐宋以降的科举制度截然不同。②
    然而，重视皇权作用的学者则倾向于否认乡论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决定乡品的是中正，乡论在此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笔者曾经对这类观点产生的原因做过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试图利用“中央化”这样一种思路强调皇朝的力量，以此来减小地方社会的舆论在官僚人事制度乃至贵族体制之中的作用。显然，影响上述两种研究思路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乡论的存在及其意义。针对这一问题，笔者通过对“乡品”称谓的探讨，认为南朝时中正根据乡里社会的乡论、清议决定官僚候选人“乡品”的结构依然存在，强大的乡里舆论直到南朝依然在发挥作用。③
    尽管如此，对于决定乡品的乡论本身还有必要作深入分析。例如，乡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根据和标准下评价人物的呢？它反映出了什么样的选人观念？与皇权或国家权力相比较，乡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和意义？等等。本文的目的，意在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考察。
    所谓乡论，也就是在地方乡里社会进行的人物评论。然而在思考魏晋之际的乡论时，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魏晋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上下兴起了一股以放达为特征的风潮，其代表人物，前有“竹林七贤”，后有“元康名士”；④到东晋时，还出现了所谓“江左八达”。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放达人物进入了政界，并且获得了广泛的乡论支持，其中如陈郡谢鲲，开启了东晋南朝第一流贵族陈郡谢氏崛起的先河。⑤这就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即乡论的存在与放达风气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换句话说，通过探讨放达之风形成的原因及其实质，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乡论的存在与意义，进而对魏晋时期的贵族体制作出合理的分析。
    竹林、元康论
    所谓放达，实际上就是放荡、放纵的同义语，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这种行为是应该予以批判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放达之风始终没有得到治史者的足够重视，即便提及，也大多站在正统的立场，或是批判或是简单地一笔带过。确实，大凡放荡，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比较忽视社会秩序和伦理的行为，从传统的礼教来说，很难对其产生好感。然而近代以来，放达风气作为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27年，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从人之自觉的角度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行为和思想作了阐释，如今“魏晋风度”一词已成为研究魏晋思想的一个代名词。1939年，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先生发表了《〈世说新语〉的时代》一文，对放达尤其是“竹林七贤”的思想及其意义作出了积极评价。在该文中，他用“方外思想”一词概括了阮籍等竹林名士的行为，指出其反礼教行为充满了人间主义的感情，是人间精神自律性的升华，并用“世说新语人”这一概念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精神。⑥今天，认为“竹林七贤”的行为是汉代礼教主义的反动，促成了社会精神的自由等，已成为学术界的常识。
    至于“竹林”以后的元康人物，研究者一般都是将其与“竹林”进行比较，而且基本上都作出了与“竹林”截然不同的评价。⑦例如，田余庆先生认为元康放达名士尽管崇拜“竹林”，但那只是形似而已，而且南迁江左以后，更为放荡，“无德”之尤，对之进行了否定和批判。⑧日本学者吉川忠夫先生在论述放达现象时，引用东晋戴逵的观点，也认为“元康”只不过是对“竹林”的模仿而已。⑨前面提到曾用崭新的角度评价竹林的宇都宫先生，对于承继“竹林”之后的元康放达之风，也认为是一股颓废的风潮，是对“竹林”的单纯模仿，是“末流思想家中常见的幼稚病疾患导致了王澄等人那种不消化的方外思想风潮”⑩。
    就肯定人性这一分析角度而言，森三树三郎先生与宇都宫先生的观点接近，但具体针对元康风气来讲，前者的评价更为积极，即元康一方面是“娱乐主义乃至颓废主义的全盛时代”，另一方面在其根底处又显示了“肆无忌惮的人欲解放”，它将人性中极为自然的部分予以正当化，就此意义而言，曹魏以及西晋时期是可以同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人的解放、人的发现”的时代。(11)
    景蜀慧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竹林”与“元康”，即西晋灭亡并不能归因于放达之风，而是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标榜名教，政治浮华之故。无论“竹林”还是元康的放达名士，他们的放达行为都是一种韬晦，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只是在面对名教时，“竹林”作了较为激烈的抵抗，而“元康”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在这一点上，两者是有区别的。(12)
    以上可以看到，针对元康的放达风气，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富。那么笔者在此专注这一社会风气的理由何在呢？简而言之，就是想抛开以往将其与“竹林”作比较的思想史视点，而是把焦点对准放达风气形成的社会原因。单纯用对比来看元康风气，难免有视野狭隘之嫌。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如同一层波浪，关键要看推动其生成的历史潜流和历史逻辑，这即是社会背景和渊源。我们的课题，就是通过浮现在社会表层的放达之风，来探索当时的社会实情及其历史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