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达之风与元康时期的社会
    放达二字，乃是当时的词语，《世说新语·任诞》云：“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是竹林七贤中人，所谓“脱衣裸形”、“纵酒”，就是一种放达行为。众所周知，竹林人士中，有着类似行为的还有阮籍和阮咸，他们都直接影响了元康放达之风。《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载：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同书《品藻》注引邓粲《晋纪》也称：
    (谢)鲲与王澄之徒，慕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
    从谢鲲生于280年，此类行为应在其十几岁以后来推断，这群人物的活动时期，正是在西晋惠帝元康年间(291-300)或稍后。(13)
    上述记载将放达行为描述得十分具体，所谓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散首披发等等，也就是不拘细行，超越常轨，忽视社会一般观念，任性而为，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放纵、放荡等贬义词并无区别。
    元康的放达之风，由上述史料来看，首先是受到“竹林”等人相当大的影响。(14)其次，参预其中的人物，如谢鲲、王澄、阮修(15)、阮瞻、胡毋辅之等都是所谓“贵游子弟”。“贵游子弟”，顾名思义，即是那些官僚贵族子弟。古今中外，达官贵人子弟仰仗权势，作出种种荒唐放纵行径，本来并非稀奇的事，但元康放达风潮之中另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当政人物在这股风潮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晋书》卷四三《王衍传》载：
    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潮焉。
    同卷《王澄传》云：
    及(成都王)颖败，东海王越请为司空长史……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王)衍所亲善，号为四友，而亦与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辅之等亦豫焉。酣酒纵诞，穷欢极娱。
    王衍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居宰辅之重，但却和放达之士亲密交往，虽然是否预以“酣酒纵诞”的放荡行为之中并不清楚，但以他“朝野翕然”的名声和显职，在元康放达风气的形成中无疑作用甚巨。当时人裴頠对此就有一个批判，据《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頠传》：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凌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时俗放荡”正好说明了放达乃是当时的社会风潮，而王衍的“位高势重”，在选举之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裴頠认为这即是“风教凌迟”的原因。
    从上述可知，放达风潮在西晋中后期已经渗透到了整个贵族官僚阶层及其后继者之中。但既然说“时俗放荡”，就有必要观察社会上其他类型的人物，看是否也存在放达的一面。《世说新语·简傲》：
    陆士衡(机)初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宝)是其一。陆既往，刘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陆机、陆云兄弟入洛阳，在武帝太康之末的290年左右，时距元康不远。刘宝是专治丧服礼的儒学者，然而这样一位本应恪守儒家礼教的人物，虽居丧中却言行轻浮，让陆氏兄弟大失所望，由此可以想象到当时放达时俗之一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