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缵因为遭到继母的嫉恨和诬陷而被清议，无法进入仕途，这里的清议也就是乡论。十余年后，继母为他的孝行感动，找到中正，恢复了他的乡品。有了这个乡品，他也就能够受到太傅杨骏的辟除，成为太傅舍人。任太傅舍人，一般需要乡品二品。(29)所以中正复品，也就是恢复其乡品二品，这同时也就暗示，在受到清议乡论的禁锢之前，阎缵已经获得了乡品二品。正如后来恢复他的乡品一样，给予其乡品以及停止其乡品的固然都是中正，但是上述记载却明白无误地显示，中正行使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根据就是清议、乡论。因为如果没有继母的“意解”，也就没有清议的解除，否则中正是无从复品的。
    通过阎缵的例子，再看胡毋辅之、阮孚、羊曼等放达名士的情况，当他们以乡品二品的资格或受公府辟除或由吏部授官时，给予这个乡品二品的虽然是兖州中正，但中正授予乡品二品，其根据显然是兖州地区有关“八伯”的评价，也即是兖州的乡论。本传中一再强调他们“知名”或“擅高名”，也就是以其放达受到乡论支持的证据，同时说明上述乡论才是他们得以起家并进入仕途的关键所在。
    在上一节中提到的阮咸和阮简，因在父母丧中的放达行径而遭清议批判，结果禁锢多年，不能入仕为官。可是元康年间的这些放达名士，其行为背后除了广泛的社会风潮这一背景以外，最重要一点还是得到乡论的支持，也就是通过放达获得乡品，进入仕途。这就说明元康放达之风与竹林时期不同的原因在于是否得到乡论的肯定，同时显示出尽管乡品由中正决定，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无疑还是乡论。
    “所谓乡论，当然是各地的舆论，再具体地说，就是在各地进行的人物评论，主要是甄别、支持当地的贤者、有德者”，这是川胜先生对魏晋乡论的解释。(30)在《羊曼传》中，与放达人物一道受到社会舆论评价的如郗鉴、卞壸、蔡谟等人，后来都在东晋政权成为主政人物，同时也是江左贵族阶层的代表者。他们在为人风格上与放达名士或许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德者、贤者的代表。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这些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进行评价，实际上反映出当时的舆论在评价人物时具有多角度的特点而非整齐划一，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舆论的乡论具有独立的判断价值，呈现出了某种自律性的侧面。换言之，在肯定贤者、有德者的同时，对行为放荡不羁，国家权力或皇权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也予以积极评价。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显示出，两晋之际的乡论具有自律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干扰和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六朝的历史性质究竟属于中世贵族政治还是古代专制政治？这是一个关乎正确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大问题。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六朝贵族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即六朝贵族是位于皇帝权力外侧并超越了皇帝权力呢，还是仅仅作为官僚从属于皇帝权力之内？对此，本文从魏晋时期的放达风气入手作了初步探讨。
    西晋元康时期的放达之风，其根源除了模仿竹林名士以外，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就是东汉末年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退，传统礼教失去了约束的能力。不过，放达风气从形成之初开始，并非一成不变，它尽管渊源于东汉末出现的反礼教潮流，但在西晋元康年间以前，并没有形成一种席卷社会的风潮。曹魏明帝利用“浮华”事件，对放达之风进行了压制。然而到元康时期，放达之风明显出现了变化。首先，此时的种种放荡行为大多被冠以“达”的称谓，显示出其行为并不受当时人反感，相反却有被视为通人、达人的行为而加以肯定的倾向。(31)其次，放达行为上升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种社会风潮，不单个人或特定阶层、群体，而是整个社会上下，不论地位高低、贵贱，都可看到放达行为的体现。放达之风超越了阶层和群体而上升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情，深刻反映了西晋元康时期的历史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这股风潮的兴起为我们理解六朝皇权与贵族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观察视角。
    众所周知，九品官人法是一项保障贵族进入仕途的重要人事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乡论对官僚候选人的推举和认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魏晋时期，包括放达人物在内的贵族士人能进入到政界，正是得益于这项制度，也就是得到了乡论的支持。那么，这个乡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与曹魏明帝时期的“浮华”或稍后的竹林七贤相比较，元康时期的放达名士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这就是与受到国家权力肯定的贤者、有德者一样，其行为得到了乡里社会乃至全国舆论的赞扬。对于国家权力并不赞同的放达行为，乡论却予以支持和肯定，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有着多种评判标准，与国家权力并不完全一致。换言之，放达与乡论的结合，显示了乡论有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而这种特点又是地方乡里社会与国家权力出现某种乖离的反映。
    六朝时期的贵族一般都要走上入仕的道路。作为王朝的官员，他们固然有着官僚的侧面，受到皇权的制约和影响，有些时候还要屈服于皇权。但是，如果从魏晋贵族依靠乡论这一与王朝国家并不相同的价值意识，从地方社会进入到政界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他们身上明显带有独立于皇帝权力以外的特质。本文开头曾指出，南朝时期仍然可见中正基于乡论、清议决定官僚候选人的乡品，这就说明南朝时期乡里舆论依然强大，在决定官僚身份的时候有着巨大影响。如果再结合西晋时期地方社会乡论的特点来观察，当有着独自性和自律性的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决定仕宦的资格产生影响时，单纯强调国家或皇帝权力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统治，显然不能反映当时的实情。也就是说，六朝时期的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起关键作用的其实还是强大的社会舆论。放达风气的形成以及放达人物通过乡论的支持而步入政界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