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毕竟还属于贵族土人,那么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又如何呢?当时人葛洪(283-343)在《抱朴子》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其《刺骄》篇云: 世人闻戴叔鸾(良)、阮嗣宗(籍)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衽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 葛洪描述自己所见的怀、愍之世,为元康之后的时代,但两者在社会风气上应相差不远。这里所见到的种种左衽行状,与元康那些贵游子弟并无二致。葛洪说是“世人”,可见放达之风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之中。对此,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加以佐证,即前引《王澄传》提到的光逸以及后来与大部分元康“贵游子弟”一道流寓江南的王尼。《晋书》卷四九《光逸传》云: 光逸字孟祖,乐安人也。初为博昌小吏……后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毋辅之与荀邃共诣令家,望见逸,谓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车,与谈良久,果俊器……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同卷《王尼传》: 王尼字孝孙,城阳人也,或云河内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阳,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胡毋辅之与琅邪王澄……叠属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阳令曹摅请解之……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因免为兵。 光逸、王尼一为小吏,一为兵,在当时的身份制度上,和贵族士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特别是王尼,世代为兵家子,较之一般庶民,还要低贱。这样的人物,也因其“卓荦不羁”的放达资质,超越了身份之别,受到胡毋辅之、王澄的赏识,与之亲密交往。 再看以上所述人物,王衍、王澄、王敦、阮瞻、阮修,分别出身琅邪王氏和陈留阮氏,都是所谓名门大族;谢鲲、胡毋辅之、庾敳等应为一般士族;光逸、王尼则属于寒门、兵户。(17)这就说明了元康社会不论门第贵贱、职位高低抑或阶层上下,都在放达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这与葛洪所说的“世人”是相吻合的,而裴頠所忧虑的“时俗放荡”也确非虚言。 放达之风的形成与演变 放达尽管在元康时期成为一种覆盖整个社会的风潮,但它不可能突兀形成,显然需要一个过程。根据《抱朴子》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末,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渐走向衰退,其中突出的现象便是礼法的崩溃,其《疾谬》篇云: 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亵衣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誾誾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擎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呼,岂不哀哉! 再看同书《刺骄》篇也载: 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这些可说是后来放达之风的先驱。(18)将此与前引《刺骄》篇所描述的西晋末社会状况,即“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等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汉末以来形成的礼法崩溃之势延续到了西晋末。由此来看,固然可以针对“竹林”、“元康”比较其中异同,但就其本质而言,应该都属于上述潮流之中的一环,两者都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放达之风从形成之始,并非呈直线发展,其间还有曲折和反复。众所周知,西晋人傅玄对继承东汉的曹魏前期统治有评语,即“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卷四七《傅玄传》)。研究者经常引用这两句,来说明当时的社会风气偏离了儒家的礼教思想。这当然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曹操、曹丕的政治偏离儒家政治的常道,正是汉末以来“不尊儒术”之风潮的反映。但这个评价同时还显示出另外一个侧面,即社会风潮的形成与国家权力之间大有关联,或者说国家权力可以在某些时候影响社会风气。太和六年(232),曹操、曹丕之后的魏明帝曹睿面对愈演愈烈的放达之风,利用所谓“浮华”事件采取断然压制的措施便是一例。据《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注引《世语》: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予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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