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浮华”之士的行为在《三国志》卷一四《董昭传》所载董昭的上表中记载得很清楚：
    毁坏风潮，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和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
    与后来的元康贵游子弟不一样，被罢黜的这15人都是有相当官资的人物，其中夏侯玄、何晏还与曹氏皇室有着密切关系。他们朋党交接，互相标榜，评判人物，甚而暗中操纵政府用人之柄，就其社会影响、个人资历来说，显然高于元康的“贵游子弟”很多。但在有意复兴儒学政策的明帝看来，这样的人物及其行为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纸诏书，免官废锢，立刻就将其压制下去。(19)这就说明，此时的放达之风还不足与国家权力相抗衡，其社会影响也是有限的。
    即便到了竹林名士活跃的魏晋之际，与后世的赞誉不同，当时人对他们的评价似乎也并不高。前引刘伶的例子，其行为虽然放达，但却为人所讥，就是证明。此外，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也载有两个例子，一是阮咸，在母丧期间，“借客驴着重服”追鲜卑婢，结果“世议纷然。自魏末沈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还有一个是阮咸的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它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阮咸和阮简，因在父母之丧中的放达行为而遭清议批判，结果沉沦闾巷，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得入仕为官，这与“悖吉凶之礼”(《崇有论》)盛行的元康时期相比，无疑有着天壤之别。连作为放达领袖的阮籍本人，对自己的行为也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态度。《晋书·阮籍传》称“群从昆弟都莫不以放达为行，籍弗之许”，其子阮浑据说也是颇有父风，而且是少慕通达，不饰小节，可是阮籍对此却不以为然，谆谆告诫：“仲容(阮咸)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阮籍不让家人作达，原因何在，对此我们暂且不讨论，但至少可以感到，在他所处的时代对放达行为不以为然的声音还是十分强大的。
    到了受“竹林”影响极大的元康时期，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前面看到，放达行为侵染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进而演化成为一种风潮，与阮家诸子相当的那些贵游子弟，更是极尽放纵之能事，为所欲为。产生于东汉末的放达之风，至此达致高潮，蔚然成风。我们现在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在元康时期，放达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潮？(20)
    对“竹林”到元康之间社会风潮的变化，戴逵有一个解释，他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礼教的严厉与舒缓之别，或许是元康时期放达行为不同于“竹林”的原因。但是上面阮咸、阮简因放达遭“世议”、“清议”非难的例子，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清议在放达之风形成中的作用。清议即乡论，亦即乡里社会舆论对人物的评价。那么，在放达风潮盛行的元康社会中，清议或乡论又体现了什么样的特点，它与放达之间有何关联呢？
    放达与乡论
    元康放达之风虽然渊源于东汉末，但是与曹魏或“竹林”时期相比有一点根本不同，就是放达之风到这一时期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进而在其他时期来看，这种应该予以批判的行为，在元康社会却受到了称赞。《世说新语·简傲》注引邓粲《晋纪》称：“王澄放荡不拘，时谓之达。”为人放荡，本是传统儒家思想所不齿的行为，但却被视为“达”，也即是肯定、赞同的意思。(21)那么，对王澄这样放达不羁的人物加以评价的是哪些人呢？据《晋书·王澄传》，对王澄的种种放荡之举，当时不但无人批判，反而“士庶莫不倾慕之”，也就是获得了整个社会的评价和支持。
    前面看到，放达的风潮在形成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来自国家权力的影响和左右，那么元康时期又如何呢？虽然没有像曹魏明帝那样直接下诏排斥，但王朝还是通过一些政策表明了其立场，这即是国子学的建立。
    晋初，有恢复儒学的迹象，作为政策之一便是建立国子学。国子学兴建于武帝咸宁二年(276)，其宗旨与太学不同，乃是专门让贵族子弟入学的。《南齐书》卷九《礼志上》载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于永泰元年(498)向东昏侯上表中，谈到晋之两学：“太学之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也说：“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此外，元康三年(294)还有一个官品第五品以上的子弟得入国学的特别规定。(22)这些都反映了西晋王朝的良苦用心。按照当时的人事制度即九品官人之法，这些人就是将来的官僚预备军。(23)对于国家权力一方来说，如何培养继承者，显然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对此，拿出的政策是想通过儒学教育进行培养。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身为国子的“贵游子弟”们的行为，如前所见，完全走向了反面，与政策实施的目的大相径庭。(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