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大力提倡儒学，而社会舆论却对放达之士赞誉有加，国家建立国子学，本应接受教育的人物却放达不羁，国家权力与社会舆论在人物评价上的这种乖离和分裂，深刻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此时的社会舆论具有了某种脱离国家权力的色彩。《晋书》卷七七《蔡谟传》：
    陈留时为大郡，号称多士，琅邪王澄行经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入境，问吏曰：“此郡人士为谁？”吏曰：“有蔡子尼(蔡克、谟父)、江应元(江统)。”是时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问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则何以但称此二人？”吏曰：“向谓君侯问人，不谓问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谓豫曰：“旧名此郡有风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王澄所欣赏的陈留“风俗”，表现在地方社会人们的意识中，官位与人格是有明确区别的。具体言之，比起朝廷的官位，人们更重视地方社会之中的评价，也就是在地方社会，得到乡里舆论的认可显然要优于王朝官位之高低。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意识或者理念渗透到了小吏这样属于社会基层人物的身上，演变成为一种风潮或者说意识形态。(25)要之，陈留小吏与王澄的这番对话，反映出与王朝的认识不同，地方乡里社会有着独自的评价人物的舆论及其标准。那么，在这种独自的评价标准下，乡里社会舆论对放达人物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晋书》卷四九《羊曼传》：
    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壸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盖拟古之八隽也。
    这是陈留所属的兖州地区舆论对州里八位人物所作的评价，冠以“八伯”，比之古之八俊，评价相当高。八人中，阮放、胡毋辅之、阮孚、羊曼都是元康或江左时期以放达而著称的人物。尽管后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严厉，但我们看到其生长的乡里社会却并非如此。他们以自己的放达获得了宏、达、诞、濌的评价，名列八伯之中，这本身就是州里舆论对其行为的认可和肯定。(26)
    按照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的理解，这样一种在地方基层社会进行的人物评论即是乡论。魏晋时期，乡论在发生作用的乡里社会有着自我扩大的机能，呈现出乡论环节的重层结构，具体为乡或县、郡(州)、中央这三个环节。在第三次乡论发生的中央，多为贵族阶层直接参与，在此形成了与基层乡论完全一致的人物评论。(27)按照这一极富启发性的见解，那些在基层乡论中受到评价的放达之士进入到中央政界以后，其放达行为是否仍然受到了评价呢？还是来看《羊曼传》：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父暨，阳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难渡江，元帝以为镇东参军，转丞相主簿，委以机密。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在州里社会以荒诞放纵而被人们评为“濌伯”的羊曼，在东晋的中央政界，仍然以其“任达颓纵”的姿态获得了“中兴名士”的赞誉。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乡里社会和全国性舆论在肯定放达行为上是达成了一致的。
    但是对于地方社会的乡论，我们还应作进一步的思考。因为这个时候的乡里舆论，有着推举人物入仕的功能。那么，这些所谓的放达之士又是怎样在乡论的支持下进入政界的呢？刚才提到的羊曼是“少知名，本州礼命，太傅辟，皆不就”，再据《晋书》卷四九所载传记，可知阮放年少时，与阮孚“并知名”，渡江以后，“除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胡毋辅之“少擅高名，辟别驾、太尉掾，并不就”；阮孚“初辟太傅府”。
    魏晋时期的选官制度，在实行九品官人法的同时，还有诸如公府或州郡辟召、察举孝秀等方式。上述四人中，胡毋辅之、阮孚、羊曼三人都受到了公府的辟召。根据胡宝国、张旭华先生的研究，公府辟除的一般都是获得乡品二品的人物。(28)阮放在西晋时的任官情况不详，但从南渡后任“太学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等清官官历来判断，肯定也是获得了乡品二品的。
    在九品官人法的结构之中，乡品的有无和高低是进入仕途的先决条件，而决定乡品的自然是中正，但中正根据什么来做出判断呢？这个问题也是学术界的分歧所在，在此不准备过多涉及，只是就西晋时期乡论与乡品，乡品与公府辟召的关系稍作探讨。能够反映出上述关系的史料，见《晋书》卷四八《阎缵传》：
    缵侨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结，博览坟典，该通物理。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于有司。遂被清议十余年，缵无怨色，孝谨不怠。母后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