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政府而言，它对宗教的政策亦表现出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在欧洲各国亦属少有的宽松。17-18世纪，法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比犹太人还低，遭遇更惨，因为犹太人虽被歧视，但未遭到屠杀或没收财产的不幸。至18世纪中期，新教徒的状况有所改善，如 1756年米勒普瓦元帅便停止了对新教徒因信仰问题而处以死刑；1776年，瑞士新教徒内克（Necker,1732- 1804）应路易十六之邀担任法国的财政大臣。1787年，在拉法耶特（La Fayette,1757-1834）、马尔泽尔布 （Malesherbes,1721-1794）大臣等人的推动下，路易十六废除了1685年由路易十四颁布的取消新教徒自由地位的法令。⑤
    在18世纪的英国与美国，国民在宗教方面享有的自由仍远不及法国。英国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没有多少减弱，雷吉娜·佩尔努对英国的宗教政策有过详细的分析：“事实上，直到1829年，天主教徒才得以在英国参加政治生活；在此之前，他们既不能参军，也不能从事外交活动，始终没有公民权。一些著名大学直到 1864年才为他们敞开了大门，而使他们不能获得完全的英国公民的种种限制，一直到1926年才全部废除”。⑥而且，英国在爱尔兰的宗教政策也十分严厉：在 18世纪的爱尔兰，天主教的一切节日均被取消；天主教徒没有接受遗产的权利；天主教徒不能朝圣等。早在 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指出，反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英国社会抛弃了。雷吉娜·佩尔努进一步指出，英国的社会自由并不比宗教自由多，因为它禁止工人罢工和结社。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美国是信奉和运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托克维尔却发现：“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⑦当然，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的宗教信仰状况相当复杂，宗教冲突本身就较少。从这一点看，美国更应该给予犹太人以完整的权利，但美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解放犹太人，因为美国虽少有宗教歧视，却有强烈的近代种族主义倾向，如黑人奴隶制的广泛存在。
    在18世纪的法国，不仅政府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民众也具有较为普遍的非宗教倾向，所有的宗教都因此威信扫地，包括天主教和犹太教。⑧这是18世纪法国宗教信仰状况的一般特征。
    法国社会宗教信仰普遍弱化的首要表现是教士对宗教虔诚程度的降低和修道院的败落。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很多领导人在革命前就是教士，甚至是高级教士，他们的生活已资产阶级化，并不忠于天主教，如奥顿主教塔列朗、桑斯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纳等。修道院的败落更加明显，雷吉娜·佩尔努在其著作中花了大量篇幅来说明败落的具体状况：各地修道院教士人数在18世纪末急剧减少，据1770年的统计，整个法国共有2.6774万名修道士，到1789年，则减少到1.6335万人。
    同样，天主教权威的衰落在圣徒的多寡方面亦有所体现。据雷吉娜·佩尔努记载，旧制度末期，法国仅出现了一个名为伯努瓦·拉布勒（BenoK5QA03.JPGt Labre, 1748- 1783）的圣徒。按中世纪圣徒封授的条件，受封者不应是拥有巨额财产或生活优裕的人，赤贫而持有圣洁之心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圣徒。⑨但在18世纪的法国，教士对受封为圣徒的热情远不及中世纪那样高，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很多高级教士对宗教的虔诚大大减弱，他们往往让一位住持教士代行圣职，而将自己收入的1/6付给替代者了事。至于他们的生活丑闻更是俯拾皆是。在这些并无多少虔诚之心的教士中，要找到圣徒的确很难。所以，伯努瓦·拉布勒作为托钵修士而只身走遍欧洲，在当时实屑罕见，此人于1881年被封为圣徒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产阶级的不信教倾向是18世纪法国宗教信仰弱化的突出表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以一章的篇幅来讲述革命前法国的非宗教倾向。他认为，非宗教倾向“占上风”的原因是资产阶级不信教倾向对法国社会的影响。在其他有关18世纪法国宗教信仰、启蒙运动的著作中，大都提及法国社会宗教信仰的弱化，尤其是资产阶级的非宗教倾向。
    当然，18世纪法国所谓的“非宗教”倾向是相对的。本文强调法国非宗教倾向的普遍性，只是与英、德、美等国的宗教信仰状况比较而言。当时法国人的宗教信仰特点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普遍的非宗教倾向与大多数民众仍然信仰宗教的现实并存，如大革命前仍有 90%的信徒正常参加教堂礼拜仪式。二是不信教的倾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中有所区别，如在中部、巴黎、西南部及奥尼斯一圣东尼地区不信教的倾向相对明显，在西部、布列塔尼、东北部等地则相对较弱；城市中不信教的倾向强于农村，男人强于女人，年轻人强于老人，资产者、贵族强于农民。⑩旧制度末期法国非宗教倾向的这两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时期犹太人的解放，如在不信教倾向明显的巴黎、西南部等地，犹太人受歧视现象相对较少，程度亦较弱，更为当地人接受，最早获得解放。这正说明了启蒙运动所导致的不信宗教倾向对犹太人解放的促进作用。
    关于资产阶级不信教倾向的表现，由于各类著作中涉及较多，这里不再赘述。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对宗教信仰的放弃，当然有利于主要缘于宗教信仰而遭到歧视的犹太人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放弃了宗教后选择了怎样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否与犹太人的解放有联系？这一点与犹太人解放的关系较不信宗教倾向更为密切。本文不拟全面论述资产阶级的信仰，而捡其中与犹太人解放关系较为密切的方面做一简单叙述。
    资产阶级明确意识到，其自身存在的前提是财富，不是宗教，宗教是教士存在的前提。所以，资产阶级对中世纪以来一直受歧视的放债行为有了更多的宽容，有人甚至参与其中。伏尔泰、孔多塞、博马舍等思想家都曾高歌过发放公债的好处，而且博马舍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对贴现银行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伏尔泰在18世纪法国思想界具有重要影响，他的一些行为很耐人寻味：他对犹太人从事的那些受歧视的行业很感兴趣，尤其是获利较多的行业，如放高利贷。当我们提及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宗教的批判时，一般会想到伏尔泰，而很少提到卢梭，其实卢梭对宗教的批判更为彻底，也始终如一；但伏尔泰比卢梭更受资产阶级欢迎。导致伏尔泰比卢梭更受资产阶级欢迎的原因在于：伏尔泰不仅攻击了旧制度和宗教，而且其行为符合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在犹太人问题上，伏尔泰确曾贬低过犹太人，但他也投身到放债收息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