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叙事中的现代化理论(3)
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历史观”是指以现代化理论的逻辑理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一整套观念和总的分析框架。而历史观的“现代化”则指认识、理解和阐释世界历史的观念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批判的知识生产、累积和扬弃的过程,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前者是一种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超越。由此,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形成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以及规范与经验之间的张力。只有克服二者之间的张力,才能超越现代化的“历史观”的局限,才能使历史观的“现代化”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的实践理念。 克服现代化的“历史观”与历史观的“现代化”之间的一元与多元的张力,关键在于削弱关于世界历史叙事的“中心-边缘”认知图式的影响。“中心-边缘”的认知图式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等级性。“中心是一个价值观念的王国,是主宰社会的符号中心和价值观念的中心。”[18](P215)“自19世纪以来,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三分法模式就像束身衣一样禁锢着西方学术界。”[19]其实,禁锢的对象又何止是西方学术界呢?在21世纪,非西方世界的学者依然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20]或许,“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21]的看法不乏睿智;或许,“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22]的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对现代化的“历史观”忽视或缺乏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环节,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蔑视逻辑,因此能将不一致的、甚至互相冲突的理念结合成一体。”[15](P116)现代化的“历史观”曾经是或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世界历史叙事的中心价值观念,那么,克服和削弱这种观念影响的可资利用的资源只能来自多元的边缘(即复数的传统)的“历史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现代化的主体,如果没有传统,现代化就会无所附丽。 克服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之间的封闭与开放的张力,焦点是人们对关于世界历史的元叙事的理解和选择上。现代化理论只是作为安排历史诠释和写作总纲的元叙事的一个选项,查尔斯·蒂利提出的“历史学转向”的四种类型(四种类型分别为:后设史学式的--即企图在所有的人类经验中找出时间模式;世界体系式的--即追溯出世界体系的延续性,以及人类互动的最大关联组;宏观史学式的--即考核世界体系内的大型结构与进程;微观史学式的--即探讨在大型结构和进程的限制组内,个人与定义明确之团体的经验)[23](P15-16),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选项更为丰富的菜单,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自我东方主义”的不良影响。众所周知,东方主义是欧美知识分子和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互动所形成的产物,东方主义也意味着欧美和非西方世界的权力关系。当代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亚洲知识分子的“自我东方主义(化)”(serf-orientalization)是一种无助而又重新获得权力的表现和证明。”[24]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的“历史观”何尝不是一种变异的“东方主义”,当其在非西方知识界传播扩散后,造成了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误读,进而造成了对世界历史的误读。 克服现代化的“历史观”与历史观的“现代化”之间的规范与经验的张力,世界历史的阐释者的自我反思成为实现历史观的“现代化”的重心所在。以“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在1995年曾发表了这样观点:“关于我们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的断言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经验状态的声明,而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当合理的一种规范性主张。”[25]且不论福山是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目的,还是求得他人的“同情之理解”,他的言论昭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概念将会具有直接适用性的特质。”[26]或许,福山授人以柄的关键之处在于,“并不存在一个为意识形态所接近或不接近的给定的世界。”“[27](P29)在这里,现代化的“历史观”宣告了对历史观的“现代化”的胜利,而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世界历史的阐释者们缺乏对现代化的“历史观”的自我反思。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历史观”和历史观的“现代化”之间的张力远未消弭,或许,沃勒斯坦关于建立“开放社会科学”的倡议、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剖析以及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宣言”①能为我们走出这一“张力之网”提供某些启示,但他们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限而又朦胧的“坐标”。 收稿日期:2006-04-27 注释: ①沃勒斯坦认为,“我们相信,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参见[美]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福柯认为,“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性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于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学家对某个方面的社会进化的理论提供的论据持保守态度是很有道理的。”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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