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战国时代是一个理智昌明的时代，儒者、墨者和道者分别显示了理智的三个趋向。一是道德意味极突出的，以人格修养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呼吁人们维护内心的尊严、平静和崇高；一是实用色彩强烈的，以利益实现为追寻目标的理智，它指引人们设法维护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庶和个人的生存；在此而外，还有以精神超越与人生永恒为追寻目标的，以反智倾向出现的理智，它试图在社会压力下保护个体生存和精神自由。⑧关于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代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来看，当以殷商的甲骨文为最早。殷商部虽屡次迁移，但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今河南省偏东一带。殷商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今山东、河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及今苏皖北部一些地方。至于孔子服膺的周族（“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到周武王灭殷并征服东方的殷文化区，建立了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王朝。周朝建立以后，在文化上曾竭力学习和吸收殷商文化，所谓“周因于殷礼”。周朝建立以后，其都城镐京所在的关中地区自然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发展中心。现存《尚书》中的《周书》，《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基本描写的就是这一地区。许多著名的青铜器，也多出于此。可以说在整个西周时代，关中地区是当时新的文化中心。
    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文化繁荣的地区稍有扩大，但仍偏于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秦始皇吞并六国，实行摧残文化的“焚书坑儒”，但原来是文化最发达的齐楚旧地，由于距秦的统治中心较远，文化的元气得以保留。如陆贾是楚人，稍后出现的儒家经典的传授者如申培是鲁人，伏生为济南人，枚乘为淮阴（今江苏）人，邹阳为齐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而随着诸侯王国势力的削弱，当时的长安成为全国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成为思想的中心，主要的思想家有桑弘羊、司马迁、刘向、歆父子、扬雄等。不过，关中地区在文化思想方面随着西汉的灭亡和光武帝的迁都洛阳而发生变化。关中地区许多名门望族、学者武士纷纷被迫东向南下，尤以今河南、山东、安徽等东部地区为多，其他地区则有豫西南部，湖北、四川，乃至南方的江浙等地区，主要思想家有贾谊（今河南洛阳东）、董仲舒（今河北景县）、刘安（今江苏丰县）、桑弘羊（今河南洛阳东）、刘向（今江苏沛县）、京房（今河南清丰西南）、扬雄（蜀郡成都，今四川）、桓谭（今安徽濉溪县西北）、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张衡（今河南南阳）、何休（任城樊人，今山东兖州西南）、张仲景（今河南南阳）……这种文化的“东向南下”趋势随着东汉政权的覆灭，曹魏政权的建立更为凸显，并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三国逐鹿的战场从豫西南延伸到长江流域，自然地，三国时的思想家也集中在这一区域，如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今河南南阳）、阮籍（陈留尉氏，今河南）、嵇康（今安徽）；其他如一代枭雄曹操（今安徽亳州），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活动区域集中在长江流域）。
    东晋南渡以前，江南的文风学风师法中原，但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沦为各少数民族军阀们互相厮杀的战场，在一个时期内，思想和文化陷于荒芜。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的思想学术停滞并落后于南方。但具体来说，在广大的北中国地区，各个地区的思想学术发展也很不平衡。大致说来，在今山东省的黄河以南和今苏皖二省淮河以北一带，在北朝被称为“河表七州”，而南朝则称为“淮北四州”。这个地区在西晋灭亡后也曾被羯族和鲜卑族占据，公元467-468被北魏攻克。期间这里归南朝统治，学术文艺及思想均有建树。由此向西的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本是魏晋的政治中心，遭受兵火之害为烈。至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重又成为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已伤了元气。至于自此以西的关中地区，要到北朝后期的西魏、北周时，才稍复学术文艺，但也主要以南方和东部河北地区的人士为主。⑨在思想学术史上，则是南朝颇多建树，且人物众多，如王羲之（琅琊临沂，今山东）、范晔（顺阳，今河南淅川东）、慧远（今山西）、陶弘景（丹阳秣陵，今南京）、范缜（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西北）、陶潜（浔阳，今江西九江）、刘勰（原籍山东，世居京口，今镇江）、萧统（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北魏则只有郦道元、贾思勰等。这也表明，自南朝开始，中原文化的南移已渐成气候。
    经历了隋唐中国思想史“盛世的平庸”时期，⑩中国思想史迎来了发展的一个高潮--两宋时代。南宋则成为了南北思想发展的鲜明文化地理分际线，并由此一直发展到明清乃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南移格局基本定型。与北方金人的战争使整个北宋皇朝左支右绌，黄河流域屡遭战火蹂躏。南渡之后，大批人口随之南迁。也许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遭际和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感催生出思想的花朵，使得两宋成为我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想过渡期。理学的阐释者则多出于东部偏南地区，如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徽州婺源，今江西），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今河南洛阳），“永嘉学派”的创始人叶适（今温州），还有陈亮（今浙江永康）、陆九渊（抚州金溪，今江西）、吕祖谦（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郑樵（今福建莆田），而另外几位重要的思想家如邵雍（今河南辉县）、张载（今陕西眉县）、司马光（今山西夏县）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在河南地区。宋明理学的阐述，在我国思想史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并对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延续这样的文化南移趋势，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思想发展彻底南移的格局已是不可逆转。长江流域的吴楚文化崛起一批思想大家，尤其是江浙两湖地区，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摇篮，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据表1统计，长江流域这个时期的思想家计有73位，而整个黄河流域的思想家只有16位，与此前适成鲜明的对比；而面积相对狭小的岭南地区倒有15位，其思想文化的演进势头几乎可与黄河流域“平起平坐”，可见随着整体经济文化的南移，岭南地区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版图上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传统上的边疆地区则递增到10位，这是因为中国的地理版图在明清时期已基本定型，随着皇权政治经济力量的拓展，思想文化也随之渗透的缘故。总之，宋元以后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不但在经济上成为朝廷的财赋输送之区，在思想文化史上也逐渐占据主流的地位，尤其是江浙地区，就有45位杰出的思想家，占了这一时期总数的泰半，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都源自此域，如王守仁（今浙江）的“阳明心学”，黄宗羲（今浙江）的以“自然权力”为出发点的政治哲学，王夫子（今湖南）的“船山学派”，顾炎武（今江苏）的“经世致用”学说，他们的学说构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要体系。其他如三袁（今湖北）的“性灵”说，李贽（今福建）、金圣叹（今江苏）“离经叛道”的反传统思想，段玉裁（今江苏）、钱大昕（今江苏）、戴震（今安徽）的考据学体系，赵翼（今江苏）的史学理论等。其中尤以阳明学说和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影响为巨。梁启超曾言“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又说：“乾嘉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11）梁氏此言，一方面强调了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思想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即宋明理学、阳明学说和乾嘉考证学是在长江流域产生的，它们几乎可与黄河流域的思想学术建树相颉颃。这表明，中华思想文明溯源于黄河流域，却在两大河域文明的演进中共同结为文明之花、思想之果，它们就像南北两股巨流，鼓荡奔涌，汇流而成中华思想的浩瀚大海，在中国思想史的灿烂天幕中留下了耀眼的亮色。
    历史的年轮转到了晚清，志士仁人蓦然回首，骤然发现古老神州日渐陆沉。鸦片战争的硝烟彻底动摇了几千年封建帝国的根基，于是一批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学习强国富民的技艺与对策。洋务运动、康梁变法，是他们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建立君主立宪，师法西洋政治制度，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但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失利则宣告了这类社会变革的彻底破产。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终于完成了近代变革理论的社会实践。观之晚清变革思想的发端及近代的社会变革实践，可以发现长江流域，尤其是岭南地区在变革思想的肇始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虎门销烟、抗英御侮的林则徐（今福建，活动于两广地区），冲破“万马齐喑”藩篱、“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龚自珍（浙江），撰编《海国图志》、提出“救亡图存”思想的魏源（湖南），安疆拓土的“中兴之臣”左宗棠（湖南），发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广东南海）、梁启超（广东新会），引进“物竞天择”意识、翻译《天演论》的严复（福建闽侯），提倡实业兴国的张謇（江苏），倡导“博爱”、“天下为公”等现代民主科学观念的孙中山（广东香山），还有郭嵩焘（湖南）、薛福成（江苏）、王韬（江苏）、章炳麟（浙江）、翁同龢（江苏）、冯桂芬（江苏）、黄遵宪（广东）、郑观应（广东中山）、何启（广东南海）等等。虽然其时长江流域的思想家有25位，岭南地区只有10位，但近代思想的主潮是由岭南地区的思想家提出并主导的，尤以康梁变法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影响为大，而江浙地区和两湖、福建地区的思想家则充当了近现代思想解放的羽翼。黄河流域此时则已彻底退到了历史的幕后，既无思想的建树，也无杰出思想家的产生。从此，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史翻过了北中国（黄河流域）千年的历史沉积，掀开了南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新的思想发展的序幕，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
    晚清至近代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各类思潮的产生与其特殊的历史地理位置有关。当其时也，思想家们主要汇集于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都市之中，这里特殊的社会形态使得各种主流非主流思想得以形成并发展，封建皇权、君主立宪、专制独裁、民主科学，乃至无政府主义等各色思想、思潮、“主义”都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崇儒与反儒，传统与反传统，皇权与反皇权，学夷与制夷，民主科学与专制愚昧，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适宜的土壤。而岭南地区与北方的专制皇权相对遥远，受其制约也相应宽松，加上广州独特的“通商口岸”的地理位置和东南亚、北美华侨的呼应支持，使得这里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先驱和革新思想的策源地。难得的是，近代的思想家们真正实践了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的人生理念，他们顺潮流而动，不唯“坐而论道”，只提出虚无的理论体系，而是有明确的思想纲领的建构，更具有“起而行”的勇气和胆识。他们是思想家，也是思想革新的实践者、社会的革命家。满清皇朝的崩溃和民国政权的建立，则是他们实践近代思想纲领，践行其革新思想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