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谦之（1899-1972），字情牵，福建省福州市人，是“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和东方 学家”，在哲学、史学、宗教、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教育学、音乐史、戏曲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均有卓越的成就，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P108）。 朱谦之自1932年秋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在中 山大学工作了整整20个春秋。这期间，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十余年，倡导并大力 开展“现代史学运动”，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创办和主持的《现代史 学》，是20世纪前半期有影响的史学刊物。他在中山大学讲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 ，发表和出版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朱谦之的史学理论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他撰著的《现代史学概论》中。这部书吸收了他发表 的有关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并使之体系化，因此是最能全面反映他的史学理论成就的 一本书。该书除卷首“发端”外，由十一章组成，依次是：史学的意义、史学的分类、 史学的历史（上）、史学的历史（下）、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什么是历史方法、史的论理 主义与史的心理主义、历史论理学、历史心理学、历史统计学、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 这十一章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史学的意义”和“史学的分类”是对历史学的总论。“ 史学的历史”分为两章，分别论述西方和中国的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论述 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介绍西方人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在此 基础上进而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史学与哲学、史学与科学的关系。“什么是历史方法” 以下诸章基本讲的是史学方法论，由大到小、逐层推进地介绍和论述历史研究法：“什 么是历史方法”是一般论述；“史的论理主义与史的心理主义”说的是研究历史的两种 典型模式；“历史论理学”、“历史心理学”是从学术史上说明这两种模式的产生和发 展；“历史统计学”介绍的是统计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它是比较法在历史研究中的 运用，属于历史研究的特殊方法；“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说明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 学最重要的工具。要之，《现代史学概论》十一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历史学总 论；二、史学史；三、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四、历史学方法论 。这四部分内容，形成了比较严整的史学概论体系。
    关于史学的意义，朱谦之认为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德国史家兰克的观点都存在不足。 弗里曼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换句话说，除却过去的政治，就应该没有历史了 。德国史学家兰克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似这种把 国家--政治的组织作为研究史学的中枢，和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把帝室作 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的错误了。他认为，对于历史的界说，应该比较广大一 些。他分几层论述历史的内容：“历史是叙述进化的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的进 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的”；“历史是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 象，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2]（P8-14）。他认为从前的历史，看重 凝固的史迹，而忽略纯粹的生命绵延，不知历史是为进化而存在，为生机开展而存在， “历史家应该把从过去而现在而未来而不断的生命阐明出来，这就是历史家供给人们以 一种改造现状的原理了”[2]（P14）。真正的历史家，是真理的火把，是生命的导师，是 往古的传达人。历史家如果能够把过去的僵迹，完全无缺的记载下来，还不算尽了史家 的职务，须知史家之所以为史家，在他能够将过去同现在、未来联络起来。朱谦之对“ 历史”的阐述，与梁启超、李大钊关于历史的定义有相通之处。梁启超说：“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 资鉴者也。”[3]（P1）而李大钊的定义则是：“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 人类生活”，“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4]（P10）。同时，朱 谦之又接受了德国生机主义历史哲学的观点，注重历史的生命性，注重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联系，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他的“历史”定义吸收了中、外史学理论的最新 成果，在当时是比较有特点的。
    关于史学的分类，他说，历史的分类，从大体来看，有三种分类法，那就是年代的分 类、区域的分类、事实的分类。年代的分类有“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之 划分。朱氏认为，这种年代的分类法，已渐成为老式教科书中的分类，对以后的影响主 要是习惯所致。区域的分类，就是以所占特殊之区域为分类的标准，如所谓欧洲史、亚 洲史、希腊史、罗马史、德国史、英国史等。这种分类，最适用于政治史的叙述，对一 般的文化状况常常忽视过去，仍不算最好的历史分类法。事实的分类，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以事实的范围为主，分为通史与专史；二是以事实的内容为主，即分为政治史、文 化史、法制史、经济史等等。他还将这三种分类与中国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 末体相对比，认为中国传统的史体大有改革的必要。
    关于史学史的认识，朱氏的观点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本文将专节论述。
    关于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朱氏的论述十分宏观，他对西方关于知识分类的历史进行 了总结和概括，从不同时期科学知识的分类，论述历史在科学中的不同位置：在以神学 为知识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学属于修辞学范畴，为一种文学；在以哲学为知识分类标 准的时期，历史属于“记忆”的范畴，为一种主观的知识；在以科学为知识分类标准的 时期，历史学属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范畴，为一种复杂科学；在以文化学为知识 分类标准的时期，历史学属于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范畴。他说，这些分类法，“虽不曾 告诉人们以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但已告诉人们以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之变迁”[2]（P1 06），“我固然不承认文化科学说的知识分类，因其太把历史和自然科学分开，但在原 则上我仍承认历史学为文化科学”[2]（P106），“所以我一方面站在第三时期，认历史 为社会科学之一，一方面又把目标移向第四时期，以为历史即是文化史，所谓历史学即 为叙述人类文化的进化现象，使我们明白自己同人类的现在及将来的一种文化科学”[2 ]（P106）。对于历史同文学的关系，他能以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认识，认为历史与文学相 互联系，但历史和文学是绝不相同的。“自有了科学的历史文学发生，于是历史便与文 学绝对不同，而旧史家将文学与史学混同的观念，也不能成立了。因为历史本身不能不 成为一种科学，所以历史的文学亦不能不成为科学的历史文学”[2]（P108）。他站在现 代史学的高度，认为现在是科学的历史科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历史学已经不是文学 ，不是哲学，而为历史科学。“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历史文学，也为科学的历史文学 ；所需要的历史哲学，也为科学的历史哲学；三者互相帮助，因而建设了真正的历史科 学的新时代”[2]（P112）。于是，历史同科学的关系也就很清楚了，那就是在当今的时 代，历史是一种科学。朱谦之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 位，论述历史学的性质，这是他的见解深刻的地方。特别是对解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 之争，他的见解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