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通”是朱谦之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色。其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能够把西方 史学从古代通到当代；二是能够把中国史学从古代通到当代；三是重视中西史学的贯通 。这种知识结构，在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是不多见的。比较而言，他的史学史研究重点 还是在中国史学史方面。他与何炳松研究史学史有些相似，即研究西方史学史是为研究 中国史学史打基础，提供借鉴[8]。他对二三十年代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史学理论著作 非常了解，对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历史和趋向有清楚的认识，他能够运用西方及日本的 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历史哲学等著作的原文，因此，他的史学史研究，视野比较开阔 ，立论起点较高。他对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地位的史学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如 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郑樵、章学诚等，对浙东史学的源流，也有清晰的认 识，显示出他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深厚功力。他的史学史研究，无论从观点还是从研究 方法看，在30年代都是很引人注目的，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
    当然，中国史学有自己的特点，用黑格尔等人的三阶段论来说明中国史学，难免有削 足适履之嫌。再者，朱氏研究史学史，偏好史学流派之划分。他对流派的划分有的很牵 强；对史学流派特点的说明，过多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对相通的一面重视不够， 所以不免带有片面性。第三，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对所谓的“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评 论也有不少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对这些缺点作了诚恳的检讨 和自我批评[9]（《七十自述--世界观的转变》）。
    作为宏观性的史学史论文，朱谦之的这篇长文是发表比较早的一篇，著名史学史专家 白寿彝曾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史学史分期对推进史学史研究是有益的，他说 ：“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否跟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相符，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他究竟划 出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一条线，这在别的史学史论著中是见不到的。我对这篇文章很有兴 趣，后来我的讲稿也吸收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这使我讲授内容有些变化”[10]（P174） 。也就是说，与当时讲史学史带有浓重的史部目录解题气味不同，这篇文章注重史学发 展的前后贯通，并力图用一根线把众多的史著联系起来。朱氏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观点以 及他的认识方法，与他的史学理论以及善于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历史等均有紧密的联系， 对将史学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总结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 程，这篇文章的价值需要给予肯定。
    三、朱谦之史学研究的特色
    朱谦之史学研究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自觉地把史学研究与拯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朱谦之1932年秋到中山大学任教有 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开展南方文化运动。“九·一八”后，国家民族的危机日趋严 重，他怀着一腔文化救国的热血南下广州。他说：“谦之此次南来讲学，实抱有坚定的 决心，就是愿尽一己所有能力，和南方的朋友们，共从事南方的文化运动，自民国二十 年秋以来，帝国主义者所给我们的侮辱，使谦之时常感着一己的生存是可耻的”；“南 方文化虽未成熟，然实为未来中国兴亡存续之一大关键，如南方无望则中国亦无望，我 们生存的努力，都等于无意义了”[2]（P39）。朱谦之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者，在北京大 学读书时即独立特行。他博览群书，刻苦力学，但又反对考试，并发表《反对考试的宣 言》；他主张无政府主义，曾与毛泽东就无政府主义进行探讨，崇拜个人英雄主义。至 30年代，他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读书救国、振兴民族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化。开 展南方文化运动，实际是他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挽救民族危亡方面的一种表现。他发起 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其开展的南方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因此，其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在《现代史学》发刊词中，他开宗明义地阐发“现代史学”的使命，说：“ 我们不要建设有生命的历史罢了，既然要建设历史，创造文化，便不得不毅然决然舍弃 了历史的残骸，而从事现代性的历史之把握。”[9]（P76）为此，他主张要重视现代治史 方法的应用，重视研究现代史、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也就是说，他把“现代史学 运动”自觉地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了。
    （二）自觉地将中国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史学理论是史学创新的先导，朱谦之对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找到中国史学新的发展之 路。尽管他的观点不尽正确，但他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意图是明确的。他在《现代 史学》开辟“史学理论”专栏，开办《史学方法论专号》。《现代史学》杂志是近代学 术期刊创办以来最早设置“史学理论”专栏的刊物，朱谦之也因此是把史学理论作为专 门的学问进行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要之，朱谦之是一位把史学史、史学理论的研究与 开创史学新局面有意识地结合起来的史学家。
    （三）朱谦之的史学理论与他的史学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史学史研究，既有一定 的独立性，又是他所开设的史学理论课程的一部分；既受他的史学理论的指导，又为他 的史学理论提供历史根据。这种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正确的 方法，因为史学史是史学理论的基础，史学理论能够为史学史研究提供指导。这对我们 今天发展史学理论学科，正确处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关系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原文参考文献：
    [1]转引自朱谦之。五十自述[A].朱谦之文集：第一卷[C].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 2.
    [2]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六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C].北京：中华书局，198 9.
    [4]李守常。史学要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三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2001.
    [7][德]伯汉姆。史学方法论[M].陈韬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
    [8]周文玖。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J].求是学刊，2000，（4）。
    [9]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一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