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方法论，朱氏认为，历史方法应分两方面解释，一为“历史进化的方法”， 一为“历史构成的方法”。前者是研究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后者为历史科 学所特别采用以建设历史的方法。所谓共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就是发生式（Genetic mode）的方法。这种发生式的方法，本是生物学上研究有机体发生之各时期的经过之一 种方法，现在却可采用研究各种社会事实。它更重要的是在整理人类过去的“记载”以 外，还要对于实际存在的事实，表明历史“进化”的意义。历史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 也用得着其他实证的研究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等，但相比之下，历史的方法 更加重要。“历史的方法中，原用得着观察法、实验法与比较的方法，不过这些方法都 不能全部应用于历史的全领域，历史之所以成为真正科学，依我意思，则除以上各种方 法以外，最重要的还要算到史学所特有之历史法，没有它，便历史也不能成立了”[2]（ P125）。历史方法在以生物学为背景外，还有以哲学的进化论为背景的一派，前者可算 作史的心理主义，以孔德为代表；后者可算史的论理主义，以黑格尔为代表。史的论理 主义注重论理学的方法，以生活为本位，注重个别的内容，属于经验主义；史的心理主 义注重心理学的方法，以思想为本位，注重普遍的形式，属于越验主义。“论理学”是 “辩证法”的旧译法。朱氏认为辩证法也有其进化的历史，中世纪以后辩证法的发展可 分为神学的辩证法、观念论的辩证法、唯物的辩证法、生命的辩证法，并依次讲述了这 些辩证法的历史和基本观点。朱氏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也有一些偏见，他说：“唯物辩 证法，就是‘矛盾的论理学’，‘革命的论理学’，所以从这方法起点，所见的人类历 史，也不外乎就是人类社会之矛盾的发达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了”[2]（P170）。“ 马克思所注重者，乃在这个‘敌对形式’之发展，这就是所注重者仍在说明社会病理的 发展，而非社会生理的发展”，“假如这社会病理的现象消灭以后，便不适用，所以由 唯物辩证法所形成之唯物史观，应用在历史上面，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却没有绝对的意 义”[2]（P170）。研究历史还需要社会生理的法则，那就是历史的心理法则了。于是， 他又专辟一章，讲“历史心理学”。关于历史的论理的方法和历史的心理的方法的关系 ，朱谦之说，两者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历史的心理的方法。“所谓论理的方法，只不过 心理的经验的方法之一个说明，一个解释，历史终竟是以经验的事实为主，而倾向于社 会心理学或文化心理学之方法的”[2]（P172）。同时他还指出，二者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历史论理学，走到极端，便自然倾向于唯物的辩证主义， 只能看出人类历史之病理的方面；同样历史心理学，走到极端，也自然而然倾向于唯性 的本能主义，完全注意于人类历史之生理的方面。然而真正的历史方法，应该包括消极 与积极，病理与生理，而成一大综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其重要之点，正是相 反而相成的”[2]（P195）。最后他说：“历史学方法应为一种综合的方法，而这种综合 方法，是应兼采史的心理主义和史的论理主义的长处的。”[2]（P196）
    朱谦之专设一章，讲了“历史统计学”，认为它是“历史补助方法中之历史的比较的 方法”。然后论述了史学与统计学的关系，梳理了中国著名史学家像郑樵、万斯同、钱 大昕等人关于图表重要性的论述，以及近代自梁启超以来关于历史统计学的理论，具体 介绍了梁启超、朱君毅、丁文江、张耀翔等运用统计的方法研究历史的成果。
    最后，朱氏论述了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的关系。用“政治学上的历史学派”、“法律 学上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上的历史学派”的治学方法，说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 会科学最重要的工具。历史方法是社会科学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 法，而后历史才不但成功为叙述的科学，且为说明的科学；有了这种历史进化的方法， 而后才能给人类社会的历史以一个确实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哲理思辨的色彩很浓，对西方的历史哲学借重较多，这与他多年 以来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1926年27岁时他即出版了《历史哲学》一 书，该书是他1924年在厦门大学授课的讲稿，内容包括：历史的新意义、历史哲学的进 化史、历史哲学的方法、生物学的历史观、历史的一元主义、西洋印度两方哲学的生命 派、中国哲学的三时期、世界未来之历史的考察等八部分。这部书反映了作者受新生机 主义哲学的影响较深，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我最感激的，是新生机主义者杜 里舒、柏格森、麦独孤、鲍尔文等，都有很多的借重。还有孔德、克鲁泡特金，都曾给 我许多有益的见解，因有这些影响，才成功我的‘历史哲学’。”[5]（P3）这本书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以“历史哲学”为书名的著作。1929年4月至1931年初，他 到日本东京留学，接触到更多的西方和日本的历史哲学著作及史学理论书籍。归国后， 他在暨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西洋史学史、史学概论和社会学史等课程，出版了《黑格 尔主义与孔德主义》（1933）和《历史哲学大纲》（1933）。这些著作为他撰述史学概论奠 定了基础。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他对史学理论的论述，很重视借鉴孔德、黑格尔 、杜里舒、柏格森、伯汉姆等人的观点和方法。
    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了大量的史学概论或史学通论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3 0余种，著名的有卢绍稷的《史学概要》（1930）、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1930）、赵 吟秋的《史学通论》（1931）、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胡哲敷的《史学概论》（193 5）、李则纲的《史学通论》（1935）等等。也从国外翻译了不少同类书籍，如法国人郎格 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司各脱的《史学概论》等等。对国外史学理论著 作的翻译，促进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朱谦之的《现代史学概论》，应当说是30年代 史学理论研究高潮下的产物。同时由于朱氏精通几门外文，对西方的历史哲学又有深厚 的基础，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这部史学理论著作则是水平较高的一部。他在“史学概 论”之前又加上“现代”二字，表明他的史学理论是紧紧地与他所倡导的“现代史学运 动”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