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谦之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
    1934年，朱谦之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上发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史学之阶段 的发展》，以后又单独成册，题为《中国史学小史》。这篇论文实际由两部分组成，前 半部分是论西方的史学发展史，后半部分是论中国的史学发展史，因此，收进《现代史 学概论》时，就分为两章：史学的历史（上）、史学的历史（下）。这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很 大的影响，是史学史上的名篇。
    朱谦之对史学史的研究，非常注意汲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他介绍了美国绍特韦 尔的《史学史导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英国古奇的《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史学史著作，对克罗齐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及实际》以及鲁滨逊《新史学》 中所包含的“史学史”内容也进行了评介。关于史学的历史，他说：“历史的历史本来 是当历史本身成为一种‘科学’以后才发达的，是要待合于科学方法之历史考订学兴起 而后才发达的，所以为期很浅”[2]（P34）。他主张将史学的发达看作人类文化线上之一 种进化现象，要用“人类知识发达的阶段法则”来研究史学史，认为以这样的方法来研 究，史学的历史便是一个极有条理的阶段发展。他把史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在西方，故事的历史包括史诗与神话、埃及史 学、巴比伦史学、亚述史学、圣经史学、荷马史诗、说书家时代、希罗多德的史学。教 训的历史，就是指实用的历史，也就是说记述历史，有明确的目的，即传给后代，供后 人参考之用。西方教训的历史，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始 ，经希腊史学、罗马史学，到塔西佗而达于极致。塔西佗之后，西方史学进入发展的历 史阶段。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两大系列：第一系列为历史哲学即哲学的历史；另一系列是 文化史即“发展的历史”之叙述。文化史又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宗教式文化史；第二期 为哲学式文化史，包括唯理主义、浪漫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种；第三期是科学式文化史， 包括考证派、综合史学派、社会史、经济史及科学史。像德国的兰克、英国的弗里曼、 法国的郎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等著名史学家都属于考证派；像德国的兰普勒希特（Lamprecht）、美国的鲁宾逊（J.H.Robinson）、绍特韦尔（Shotwell）等都属于综合史派 ；关于社会史、经济史的代表人物，朱氏虽然没有指出代表性的史学家，但却认为它在 史学史上特别重要，代表了现代史学的新方向。
    关于中国的史学发展，朱谦之认为它与西方史学一样，也是经过了故事的历史、教训 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三个阶段。中国的故事的历史与西方一样，一方面有韵文的史诗， 一方面又有散文的编年史，其代表性的著作是《尚书》、《诗经》、《春秋》、《竹书 纪年》、《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山海经》、《穆天子传》等 。孔子的《春秋》等虽属于故事的历史，但与教训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孔子是教训的 历史的开山祖师。教训的历史就是中国史学上所谓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司马迁开创 了这种体裁。班固继之，更为教训式历史奠定宏基。唐太宗开局修史以后，教训式的历 史失却了教训的真精神。《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还能支撑教训式历史的局面，此后 只可数到官修的《明史》了。二十四史均不出于教训式历史的范围。刘知几是教训式历 史的史评家。以历史为政治的教训，反映了教训式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司马光的《资治 通鉴》是认历史为政治教训的最好实例，具有开创教训式编年史的功绩；朱熹是教训式 历史的集大成者。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朱谦之把它分为三期：郑樵是发展式 历史的开山祖师，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发展式历史的纪事本末体。以黄宗羲 为首的浙东史学的形成标志着发展式历史第二期的出现。发展式历史的第三期是指中国 史学成为科学的研究的时代，即进入20世纪以来的史学。在这一时期中，又可划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后有罗振玉、王国维等的甲骨文研究，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辨 “写的古史”之真伪问题，傅斯年、李济等的“科学发掘的方法”；第二阶段指中国社 会史论战时期；第三阶段是他所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他对考古考证派和唯物史观 派均有批评，指出它们的优缺点，认为自己从事的现代史学运动，是在考证考古派与历 史哲学派之尖锐对立中完成新兴史学运动的使命。如以历史考证考古派的方法为“正” ，则史观派的方法为“反”，而他所开展的现代史学运动就是“合”了。他列了一个表 [2]（P97），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他把自己所开展的“现代史学运动”当作继考证考古派史学、唯 物史观派史学之后的一种新型史学，吸收了它们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在史学史的分期上，朱谦之接受了黑格尔等人关于历史的分类的观点，从而把中、西 史学史均划分为三个阶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将历史分作三类：（一）原始的 历史；（二）省察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6]（P1）。伯汉姆在《史学入门》中又把历史 的发展分为：故事式的历史、实用的或教训的历史、发展的或发生的历史[7]（P14-15） 。朱谦之指出，伯汉姆的所谓故事式的历史，相当于黑格尔的“原始的历史”；教训的 历史，即是黑格尔的“省察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即是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而伯 汉姆本是应用孔德的人类知识进化之“三阶段的法则”来讲史学发展的，而其结果竟与 黑格尔三种不同的历史考察法完全符合。西方的史学史著作如绍特韦尔的《史学史导言 》也用了这种理论来讲西方史学史。可见，朱谦之对史学史的三阶段分期法，综合并借 鉴了孔德、黑格尔、伯汉姆的分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