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二十世纪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教学、科研工作。曾在《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和本刊等刊物上发表《论1937至1941年美国的对德政策》（获《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中国抗战与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演变》、《英法对德政策与希特勒的“毁约扩军”》等论文及译作等多篇。
    在美国对华政策史上，从1949至1972年的二十余年，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非常时期。其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奉行了全面敌对政策，导致了美中两大国之间的各种正常交往几乎完全断绝，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冰点。今天，这一切已成为过去，但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美国对华全面敌对政策的确立、演变与最终被抛弃，却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严酷的“冷战”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以杜鲁门总统为首的美国统治集团，凭借自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前膨胀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着手推行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及其毗邻地区为重点，以在全球扩展“美国影响”为目标的世界霸权战略。从这一战略出发，并同“门户开放”提出以来美国侵华政策有着明显的历史继承性，1946至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大力扶植国民党政府为其控制中国的工具，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进而使之成为美国巨大的商品和投资市场以及“遏制苏联势力向亚洲地区扩张”的主要屏障①。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以美国决策者的意志为转移。由于中国社会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孕育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仍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前进。到了1949年，美国决策层已普遍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红色中国的出现已经“指日可待”②。
    这样，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杜鲁门政府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战略窘境。一方面，美国决策层中稍有现实感的人们都不能不看到，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实际上已经破产。如若对国民党政权这样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政府”“继续现行的援助政策，就比犯罪还糟糕，是愚蠢的”，只会使美国陷入更大的被动③。但另一方面，美国国内以“院外援华集团”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依然是强大的，他们一再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继续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援。而美国决策者从“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既定目标出发，也极不愿意接受其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于中国事态发展的一种直接反应，杜鲁门政府开始实行所谓“观望政策”④。进入1949年后，美国开始“与国民党政府这艘沉船拉开距离”，决定停止参加训练国民党军队，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并着手撤出在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但同时，杜鲁门又要求国会将“援华法案”延期到1949年底，企图继续以此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施加某种影响。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 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奉命迁往广州，司徒雷登大使则滞留南京。后来，司徒雷登曾计划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会见中共领导人，获取“第一手的情况”。岂料最后又为杜鲁门总统所否决⑤。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 其中披露了美国“扶蒋反共”的若干事实，着重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却并无反省之意。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样一个回顾历史的重要文件的编写与发表，固然说明美国统治集团被迫承认了旧的对华政策的失败，却并未为新的对华政策的制订提供借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否承认新中国，如何对待龟缩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便成为两个必须回答的尖锐问题摆到了杜鲁门政府面前。在第一个问题上，当时美国曾有一些人考虑并提出过尽早承认新中国的设想，认为这也许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⑥。但处于决策地位的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等人并不准备立即采纳这一意见。艾奇逊曾表示，即使有很多国家承认新中国，美国仍将坚持不承认政策。杜鲁门则提出：“美国应该象它在1917年至1933年间同苏俄的关系那样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⑦在第二个问题上，杜鲁门政府一时又未贸然采取从军事上直接干预中国事务、以武力保护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行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并无掠夺企图，……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攫取特别权利或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其武装部队来干涉当前的局势。”1月12日，艾奇逊在谈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环形防务带”时， 未将台湾和朝鲜包括在内⑧。但在一系列内部讨论中，美国统治集团又认定：“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应“设法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中共占有该岛”⑨。
    显然，就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曾显示出相当复杂的情况，其中既包含着对新中国的明显的敌视倾向，又确实有着某种“观望”的成分。这一切，则又取决于美国决策者从“美国利益”出发而产生的种种考虑：
    第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巨大冲击。美国决策者早就把“扶蒋反共”政策当作其“遏制”苏联、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把国民党政府当作“目前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支柱，并是最能体现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表⑩。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美国的上述战略价值。美国统治集团最为担心的便是这“标志着均势发生了有利于苏联而不利于美国的变化（11）。无论从实际利益或感情来说，他们对新中国的敌视当然是不奇怪的。但是，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自身世界战略的平衡，美国决策者又产生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盘算，寄希望于“北平和莫斯科之间发生严重紧张状态的可能性”，并企图使“中共脱离莫斯科的轨道”（12）。这恰恰是他们认为需要“观望”的。
    第二，美国的“观望政策”，又是其力量与目标，战略意图与战略手段之间矛盾的体现。二次大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基本概念是“在西方搞战略进攻，在东方搞战略防御”，这是由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所决定的。由此出发，美国军方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要由美国出面进行大规模的干预是“极其困难的”，美国“在全球承担的义务已超过了实际力量，决不能再为台湾动武”（13）。这是此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某种谨慎态度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的“观望政策”中还包含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的事情国民党办不好，共产党也未必能办好。若没有“只有美国才能提供的某些帮助”，共产党是不能解决中国的各种麻烦的。因此，美国“应该等待着适宜的时刻”的到来，那时“中国将不得不来敲击‘山姆大叔’的门要求援助”（14）。
    由此看来，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对华“观望政策”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对中国事态发展的仓促反应。与其说它是实行重大调整的前奏，毋宁说它同旧的政策有着更多的延续性。其着眼点并不是美国应如何适应中国的现实，而是如何使中国的现实适应美国的愿望、尤其是其全球战略的需要。从本质上看，它显然仍是受制于美国的“冷战”总战略的。
    正因为如此，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上述相对晦暗不明的时期便很快结束了。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苏引起了美国决策层极大的关注。在他们看来，中苏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了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15）。美国统治集团要求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以阻止台湾“落入俄国人之手”的种种叫嚣再度泛起，并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计划（16）。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策者竟把这看作“可能是一次广泛的中苏联合攻势的开端”（17），迅即命令第七舰队以“防止战争扩大”为借口进驻台湾海峡。美国国内的麦卡锡分子和“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则沆瀣一气，借此机会展开了疯狂的反华宣传。接着，侵朝美军又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直指鸭绿江，终于导致了美中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戎相见。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军事遏制、政治对抗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也以此为契机而最终确定下来。
    综观美国上述对华政策的确立过程，毫无疑问，应当看到中苏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所起的某种催化剂作用。正是在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决策者关于“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的判断似乎找到了根据，其对华政策也转向积极“遏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造成了美中之间的直接军事对峙，成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直接动因，也使“院外援华集团”等的声势从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不能因此就如一些美国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将此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或是造成美国对华全面敌对的主要原因。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问题的根源显然要深广得多。我们认为，在探讨美国对华全面敌对政策的形成时必须注意到：从国际上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登上了世界霸业的顶峰。作为两极世界之一极的盟主，它一直以“世界宪兵”自居，“将无论何处发生的剧烈变动都视为共产主义全球阴谋的一部分”，也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因而企图扼杀或遏制世界上任何角落的革命性发展。这种简单化与单一性的利益标准显然是与当时两极世界尖锐对立的基本状况相一致的。这就使得美国决策者很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影响这样的复杂问题作多层次的深入思考。即便在他们企图谋求使政策具有“灵活性”时，其决策原则仍然是简单而僵硬的：他们实际上只愿意接受一个明确同苏联拉开距离的中国，否则的话就只能将中国视为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中本质上依附于苏联的力量，对之采取敌对的态度。然而，正是美国的称霸全权战略的推行及由此而造成的既定的世界力量划分，使得新中国在立国之初作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从历史本身的逻辑来看，这一决策在成为原因之前首先就是结果（18）。从这一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决策者在中国问题上既没有使自己拥有较大的选择自由，也没有给新中国提供多少选择的余地。再从美国国内来看，一方面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当时正甚嚣尘上，“院外援华集团”等右翼势力的声音充斥于政界和舆论界；另一方面，一大批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着较为深刻了解的“中国通”们则受到了排挤、诬陷与迫害，甚至被剥夺了就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咨询的权利。两相比较，当时的美国国内显然并不存在为推动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所必需的力量基础。任何适应于中国现实的政策转变，从美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又是不现实的。
    考虑到以上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说，美国与新中国的全面敌对，作为一种转变时期政策发展的归宿，正是由战后美国整个对外政策本身发展的逻辑所规定的。
    唯其如此，朝鲜停战后，以艾森豪威尔总统为首的美国统治集团仍把中国视为“特别不稳定、好侵略的因素”，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进行遏制。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双边“防御条约”，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坚持对华经济禁运，甚至阻止美中之间的民间往来。这样，从1955年8 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当然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中美关系也仍处于“冰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