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世界现代历史上又一个转折关头。一系列互相交织在一起、又互为因果的变化，猛烈冲击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和均势结构，也开始动摇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整个基础。
    其中，最令美国统治集团感到震惊的，无疑是苏联力量的成长和美国力量的相对衰退。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首先上天，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空前的震动。这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信号：核武器的发展改变着国际政治对峙的传统概念，历史上一直被当作美国安全屏障的两大洋，已由于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出现而失去了作用。同时，五十年代两次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因而感到：“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再是不可摧毁的。”（19）最令美国人感到困惑的，乃是原先处于对立两极的两大阵营的分化。一方面，先前似乎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运在苏共二十大后出现了大动荡，中苏两国由于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利益的种种分歧而逐步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一度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盟国开始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生怀疑”，出现了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倾向，而最令美国人感到头痛的，则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和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并汇合成一股就发展趋势而言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世界性政治力量。由于美国当时以“世界宪兵”自居的特殊地位，这一力量的挑战锋芒集中指向了美国。
    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二战后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世界格局正为一种以结构的多元化为特征的、全新的世界格局所取代。美国决策者未必从一开始就能认识到这一点。然而，仅仅美国的实力地位因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而不断削弱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促使他们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重新加以考虑。当时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兼职顾问的基辛格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在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无论考虑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采取新方针的必要”。（20）
    上述变化、尤其是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构成五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依据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基辛格所说的“采取新方针的必要”，当然也会在对华政策的制订中表现出来。事实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曾出现过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意见。1959年11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与资助下，美国康伦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亚洲的外交》的研究报告（即康伦报告）。其中认为，中国现政权是稳固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共产党中国与苏联长期巩固的关系则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报告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选择：坚持现行的“用孤立办法来遏制中国”的政策；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试探与谈判。报告赞成第三种选择，认为这“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项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好的长期政策来加以严肃的考虑。”（21）1960年4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鲍尔斯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问题的重新考虑》的文章，提出美国“对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的关系都应重新予以评价”，并设计了一套“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模式。根据鲍尔斯的记载，肯尼迪对此“毫无保留地表示了赞成”（22）。肯尼迪出任总统后，也曾考虑过向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出售小麦，并通过缅甸总理吴努搭桥探索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问题（23）。
    然而，这种调整对华政策的意见并未能付诸行动，更未成为现实。肯尼迪就任总统后，任命了对新中国偏见颇深、极端敌视的腊斯克为国务卿。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内容来看，肯尼迪政府仍然坚持其共和党前任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阻止美中之间的各种正常交往的敌视政策。同时又更为积极地鼓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论调。以后，随着美国逐步“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美中关系中又出现了一个有可能导致双方陷入直接军事对峙的新热点。
    肯尼迪政府坚持对华敌对态度，有着国内政治方面的深刻原因：以“院外援华集团”为代表的极右势力此时仍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同台湾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动辄便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人们戴上“资敌”的帽子，造成了一种“把所有的外交官员和政府的亚洲问题顾问置于‘预防性精神监督’之下”的独断气氛（24）；由于长期的反华、反共宣传，美国公众对于新中国仍存在着种种误解与严重的敌对心理；政府部门中，则有很多人“墨守成规，认为我们对华政策的任何改变都是危险的”（25）。凡此种种，当然是对美国对华政策制订的严重限制，也是构成对华政策延续性的基本要素。同时，鉴于对华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时，还必须看到美国决策者在一些影响其对外政策全局的问题上的基本判断。当时，随着苏联与美国战略核均势的逐步接近以及苏联领导人着力宣扬苏美之间“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美国的对苏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由以往的一味“遏制”转变为推行“一手抓箭，一手抓橄榄枝”，美苏关系因而由全面“冷战”转入“有限缓和”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反美民族解放斗争正方兴未艾。中国则根据“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基本判断，以及美国对中国国家利益形成的多方面的威胁（其中包括美国新近大力鼓吹的“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论），对此给予了全力支持。在中苏大论战中，如何看待美国，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既是对美国的反击，也是一种挑战。美国统治集团在惊惶之余，把更多的战略注意力转向了这一方面，并开始重新估价亚洲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新中国对其战略利益构成的“威胁”。在此情况下，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分歧的日益发展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固然不能不引起美国决策者的关注，但在美国统治集团中，多数人似乎并未从将对世界格局产生何种影响这一角度来看待中苏论争的潜在含义，而只是把这视为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策略之争”。腊斯克曾警告人们不要试图从中苏分歧中谋利，因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在讨论用什么手段消灭我们更好一些”。而中国则被认为是主张与西方对抗的更为“好斗”的一方（26）。
    于是，从六十年代初期起，出现了当时人们谈论较多的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这种战略转移的主要依据，是不同于五十年代的“苏联附庸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断定中国本身的目标不仅是“革命的”而且是“扩张的”；第二，强调亚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不过是中国“煽动的结果”。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好斗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最新的行动”；第三，宣称如果听凭一个亚洲国家在“中国的侵略面前”倒下去，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美国到头来就将看到“一个赤色的亚洲”。美国决策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如同在欧洲一样必要。”（27）这种战略重心转移的主要表现，便是六十年代后美国的逐步“介入越战”。“中国威胁论”同美国卷入“越战”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早在美军进入越南之初，美国统治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就是，即便仅仅为了对付来自中国的“扩张威胁”，也有必要阻止“越南的陷落”（28）。而随着美国卷入程度的不断加深，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威胁”的判断也愈加严重。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退的话，世界力量的对比就会完全发生变化。亚洲将会赤化，美国的盟国将会受到（中国的）威胁。这还“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坏的影响”，“甚至影响（国内的）政治自由”（29）。在约翰逊政府中极有影响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在1966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甚至提出：“共产党中国是我国外交政策今天所面临的最严重和最疯狂的问题”（30）。
    这样，到六十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又一次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其前景则为重重黑云所笼罩。当印度支那战争打得最为激烈时，美国派出的军队达五十余万人，美中两国似乎又因美国不断扩大战争而再度濒临兵戎相见的局面。美中之间的大使级会谈也一度中断，从而失去了直接接触的唯一渠道。在美国社会中，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反复宣扬，一种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新的怀疑和对新中国的新的敌对心理也滋生、发展起来（31）。整个六十年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于美中关系向正常化的转变似乎都是无所作为的十年。
    然而，正当美中关系又下降到历史的低点，美国对华敌对态度则达到新的高度的时候，导致解冻的种种因素却正露出端倪。从世界格局来看，六十年代美苏之间的“有限缓和”并未改变它们尖锐对立的基本现实。苏联利用美国为“越战”所纠缠而留下的战略空隙，乘机去经营美国鞭长莫及的欧洲及其毗邻地区。美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得它在需要实行某种战略收缩的时候实际上却在拉长自身的战线，造成了美国在美苏对峙中实力地位的进一步削弱（32）。这就决定了美国当时同“战略重心东移”相联系的对华政策难以持久。再从美国对华政策判断的实际来看，“中国威胁论”作为美国在六十年代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理论依据，其直接后果无疑是美中敌对的加剧。然而，若对这一理论依据本身作深入的剖析，则又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炮制者们在不自觉中已把中国当作一种并非依附于苏联、而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独立意志和很大影响的政治力量来看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情况的改变，当美国决策者终于发现过去判断的不可靠性时，他们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作用能够同美国的某些战略利益平行不悖或相一致的话。
    于是，一件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事后想来意味深长的事发生了。1967年10月，一个在“冷战”中崛起，长期以反华、反共著名的共和党右翼政治家在《外交季刊》上撰文，其中虽然不乏对中国的种种老生常谈式的攻击，但重要的却是透露了一种新的信息：“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对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呆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不能让十亿有可能成为最能干的人在孤愤状态中生活。”（33）这个人就是两年后便将出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历史发展表明，这篇文章的发表似乎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第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