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世界战略格局和均势结构的大变动，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走到了完成阶段。随着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膨胀，对美国构成了本来“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也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对立急遽发展；日本和逐步联合起来的西欧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使美国作为“西方领袖”的地位更加削弱；美国自身则由于深陷于“越战泥淖”而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也极大地妨碍了统治集团根据世界情势的变化调整本身战略态势的能力。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对外交战略实行总体调整，同时并根据这一调整的需要“重新估计‘中国威胁’的性质和重新研究同中国打交道的问题”（34）。这就是七十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基本背景。这一转折的实际进程，则是由尼克松总统着手完成的。
    尼克松在1969年初出任总统后，面对国际局势的大变动和美国霸权地位不断衰弱的现实，依据基辛格的“均势”理论，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一整套新的总构想和总战略。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由于美国力量的衰弱，苏联力量的膨胀，西欧、日本力量的加强，以及中国力量的发展，国际政治中出现了多极化的局面（35）。当代国际“力量对比”的概念包含着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多层次的含义，已变得空前复杂（例如中国并不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大国，但却是一个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昔日的全面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维护美国的“最大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应该在认清美国力量的限度的基础上，对二战后美国全球展开的战略态势加以调整和收缩。同时，应当改变战后初期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其他单一标准划分敌友的思想方法，尽可能利用多极化世界其他几极的力量来制约主要对手苏联的力量，以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稳定的和平结构”。
    根据上述总构想，尼克松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结束“越战”、改善对华关系、调整与西方盟国的关系并对苏联推行以实力地位为后盾的“缓和”政策。其中，改善对华关系又被看作是整个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战略调整的关键（36）。从尼克松等人的一系列谈话来看，美国决策者考虑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美中接近从眼前看将使得美国更易于从“越战”中脱身，从长远看，则将使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获得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因此，尼克松表现出了同中国接触并进而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
    早在1968年，当总统竞选还在进行之中时，尼克松便在多次谈话中提出，今后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我们始终要寻求与中国对话的机会，就象与苏联一样。……我们决不能只是坐等变化。我们必须力图促成变化。”（37）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特意谈到：“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我们的通讯线路将是畅通无阻的。……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尼克松后来说，这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含蓄的暗示。2月1日，尼克松又在给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应当尽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随后，美国方面采取了“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公开步骤”，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的外交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38）两天后，中美大使级谈判在中断多时后重新开始。
    鉴于改善美中关系在尼克松的对外政策总构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所谋求的并不仅仅是美中间低级别的接触，而是美中关系在高层次的突破。因此，大使级谈判这一传统渠道已不适应新的需要了。1970年10月，尼克松先后请求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话，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使美中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愿望，并表示他愿意派出高级私人代表秘密访华。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尼克松还有意识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在此前后，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美中关系的单方面行动，如放宽对华贸易管制，宣布允许美国各界人士访华，中止在台湾海峡的海军巡逻，等等，以便向中国方面表明美国方面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
    这时，中国恰好处于走出“文化革命”狂热阶段的外交封闭和隔绝状态，实行外交战略大调整的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认真审视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根据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现实，决定对尼克松总统的一再试探给予积极的响应，并进一步采取主动，打破中美两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尖锐对立。于是，中国对美政策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1970年12月9日，周恩来总理请叶海亚·汗总统转告尼克松，欢迎他的代表来华访问。1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又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本人来华访问，不管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
    二十多年来，中美两国第一次在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问题上拥有了共同语言。交往的门，终于开启了。在双方的默契配合下，两国重建各种联系的进程得到了稳步发展。1971年4月，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访华邀请，“乒乓外交”结束了中美两国二十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美国方面迅速作出反应。4月14日，尼克松宣布取消对华贸易禁令和放宽对华货币和航运限制。7月，基辛格经过缜密的准备后秘密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面对面地就两国关系及国际大局交换了意见，并就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达成了协议。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首先是美国决策者根据他们对美国战略利益需要的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它起始于上层。随着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一事的公布，这一转变又迅即从上层推向公众，美国国内掀起了“中国热”。人们多年来第一次试图在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的情况下了解中国。自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在美国对华政策制订叫有着决定性影响的“院外援华集团”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失去了昔日的声势（39）。在此前后，如同历史上任何政策大转变的时期一样，美国各方人士就美国对新中国政策的演变、特别是就美国对华全面敌对政策的形成进行了回顾与检讨。1971年7月21日，美国参院外委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便反映了这种回顾与检讨的基本趋向。会议邀请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当年的“中国通”谢伟思、戴维斯以及费正清教授等人出席。他们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的发生首先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产物。美国未能及早审时度势，作出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至少是不与之敌对的政策，而是决定全力支持蒋介石，这是一种历史性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主席最后表示，“中国通”们“当年对中国问题的言论今天看来是完全符合事实的。”（40）“中国热”的出现和美国各方人士就对华政策的回顾和检讨，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除了战略上的理由外，又获得了又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因而也获得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又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反映访问结果的中美《上海公报》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原则的两个大改变：第一，美国方面认识到并同意，中美双方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存在着共同点，这就是中美双方在《上海公报》中宣布的几项原则。第二，美国方面明确承诺：美国对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并同意最终从台湾撤出美军。这样，以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为标志，美国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对华全面敌对政策，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敌对后，今天中美两国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亦已成为构成我们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之一。中美关系史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工作者注目的课题。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极有必要的。从我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的注意力一般都集中于1949年以前的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关系史则基本上仍是空白。然而无论从历史价值或现实意义来看，后者似乎应当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三十六年了，即使从国际关系史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来看，这一领域也不能荒芜下去了。本文只是做了一点初步探讨，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行一起来耕耘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