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表”创始于司马迁。它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简明的表格标列，省去记载之冗繁。 《史记》十表具有开创性，司马迁不仅以简明的表格列出重要史事，而且为每一篇表撰 写了提挈史事、言简意赅的序。《汉书》的表，也相当成功。《史》、《汉》以后，魏 晋南北朝迄唐、五代时所撰修的多部正史，虽然在体裁上继承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的 形式，以及班固所确立的断代史格局，但在具体的体例上，却有所变化，很突出的就是 从《三国志》、《后汉书》直到《旧唐书》均没有史表部分。这是因为撰写成功的史表 本身难度很大，加上有的史书撰写时间比较仓促，因此同样用纪传体撰写的正史就有多 部把史表部分付之阙如。另外，对史表的作用在认识上还有些片面性的看法，如刘知几 在《史通》中所说：“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 其宜”，“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 ，失之不为损”[1]（P53）。
    但史表毕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所言：“自《史记 》创立史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凡遇复杂之事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所以在长达三百年的唐王朝的统治以及急剧动荡的五代 十国之后，史家要对当时复杂繁赜的史事作出清晰的勾勒，就必须将史表的功能充分加 以发挥。就史学本身的进展而言，从汉朝至宋代，历史编撰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 史家的摸索和总结，史书编撰技巧也愈加成熟，这就给宋代欧阳修等人对史表进行改造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后元人修《辽史》、《金史》以至清人修《明史》，都充分运用 史表来展现历史大势和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史表本身的设置与组织构造在历代史家的 努力下也趋于完善，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
    一、《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史表的价值与不足
    宋代著名的学者欧阳修所撰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在历史编撰学上具有独特 的地位，尤其是其史表的设置富有继承和创新。
    《新唐书》“史表”较前史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宰相世系表》、《宰相表》与《方 镇表》的设置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反映唐初门阀士族虽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打 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降低，士族并没有一蹶不振，士族任宰相者很多，只是经过唐 末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冲击之后，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宰相世系表》详实记载了唐 代士族盛衰的历史过程。它将历任宰相的世系加以详细罗列，尤其注重家世渊源的考索 ，正如序中所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重，其材子 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2]（P217 9）
    《宰相表》设置的目的，主要就是厘清唐代行政中枢的复杂关系。《宰相表》序中称 ：“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参议，而称号不一，出于临时，最后 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为职业一也。”清代史家王鸣盛指出：“若论其实，侍中、 中书令在唐方为真宰相，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 、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3]（P788，877）由此可以 看出唐代行政中枢的特点，即宰相的构成愈加复杂，中枢权力越加分化。此外，权力架 构也发生显著的转变，表现在行政、决策和驳议长官权位的升替，特别体现在尚书权位 的弱化上，这些变化可从《宰相表》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从编撰技巧而言，《宰相世系 表》和《宰相表》义例明显不同，表现在编次的先后上。前者对入选人物的标准更加严 格，正是作者力图准确而真实地再现唐代重谱系、重门阀历史原貌的一种尝试。
    《新唐书·方镇表》的设置也有独创性。它集中反映唐代藩镇复杂、剧烈的变动现象 ，作者试图通过此表将藩镇与唐王朝衰弱的密切关联作线索清晰地勾勒，正如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所论述的：“方镇之建置分割移徙，最为纠纷。以唐代变更不一，竟 无定制，所以览史者，苦于眯目。《新书》特补《方镇表》，开卷了然，此《新书》最 善者。”[3]（P899）但《方镇表》也有缺憾，“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恨事。窃谓宰 相世系，举宰相家之子弟族姓，尽陈简策，方镇乃一代兴亡之所系，较彼尤切。若能取 《新、旧》各列传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说，胪其人而表之，年为经，地与人为纬，尤为史 家快举”[3]（P901）。《新唐书》史表的设置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把影响唐 代政局的宦官专权集中地用表的形式加以反映。唐代宦官专权在封建社会中是相当突出 的，从唐德宗到唐昭宗的一百多年间，宦官集团势力不断膨胀，祸害一步步加深，以至 积重难返，至晚唐时期达到专擅一切的程度，它是唐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以 唐肃宗以来掌权之宦官为经，将他们担任的职务及其行为作为纬，用表加以排列，就能 揭示出唐代宦官专权的总体情况。
    《新五代史》的表实际上是“十国世家年谱”和“职方考”所附的表。五代十国政局 变化无常，用“表”的形式将十国兴替的情况加以表现是可取的，也体现了“表”在处 理头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制度上所具有的体裁优势。具体做法上，欧阳修认为：“ 僭窃交兴，而称号纷杂，则不可以不别也。五代十国，称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 常行中国年号，……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 ”[4]（P873）五代时期，建置沿革纷繁复杂，加上文字材料存留不完整，《新五代史》 不志地理，纪又略去，“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4]（P713），建置 沿革，几于无徵，幸亏《职方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所附的表在编撰上很有特色 ，纵列六排，第一排第一格，书州字，下五格书五代名。第二排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 五格，每代有者书有，无者空；始置者书有，而小字注某帝置；为都者书都，在他国者 书他国名；本有而后他国者，先书有而又书他国名；先有而后废者，先书有而小字注罢 ；军罢州存者，注罢军；都罢者，注罢都；军名改易者，有字下注军名；梁之州多，有 先书有又书唐者，若泽、潞直书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暂，不足以为有。王鸣盛高度 评价《新五代史·职方考》：“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 非薛史所能及。”[3]（P1101）
    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史表”再次成为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自欧阳修，此后，元 明清撰史都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因此欧阳修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就其所修的“ 史表”对史料的取舍来看，也体现出一位学术大家“扎实的取材功夫”和“敏锐的见解 ”。再从他对“史表”设置的灵活处理上看，如通过《宰相世系表》及《宰相年表》两 个侧重点不同的表的设置，对唐代的门阀世族的残余及行政中枢的演变作了清晰的勾画 ，又通过五代十国《世家年谱》及《职方考》附设史表来反映复杂的政治变迁及历史地 理，更是体现了他不为例所拘的创造精神，也符合白寿彝先生所言：“编撰不拘成例， 不是不要例，而是不要拘泥于死板的框框，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有所调整。”[5]（P82，8 8，94）因此欧阳修在历史编撰学上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